我这人吧，平时看电影就不多，能三五个月猫在电脑前或是躲在被窝里（看iPod）看上一部电影就已经非常不易了。自从来了庙里，还真真的就看了几部“畅销片”，前些日子看到报纸铺天盖地的宣传《风声》，其中有一句宣传语，好像是什么“风声过后，世间再无传奇”之类，颇引我心动——要说电驴的效率，绝对没话说，必须的吗——这不，我这就看上了。看得我吧，没啥好说，回头想想“风声过后，世间再无传奇”，靠，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演员和表演不在我的叙述之列，我只想说说离谱的情节——我这一边打字儿，一边想着，就一边忍不住笑了。本来想逐条列出自己的不解和疑惑，觉得累，于是就上了豆瓣——牛人就是多，俺想到的，人家早八辈儿就想到了，俺没想到的，人家更是替我想到了。得，就甭费神了，直接录在下面了（来自网友chipda）：
一，情报是靠张涵予哼戏发出去的？被折腾成那样他还能哼戏已经是出离常规神乎其神了，还能通过唱腔的高低错落来发密报？这倒是开创了一门新的密码学！那还费劲弄什么摩丝密码干什么？大家唱两句就“你知我知敌人不知”了。
二，张涵予的密报是通过抢救他的医务人员传出去的，这条线是他早知道的吗？如果是，那么何不假装和周迅打架或是强暴周迅弄个伤去治疗来传信？如果不是，那么哼戏只是病急乱投医的碰巧？
三，周迅求死是设计让自己的尸体传递密报。首先，人都整成那样了，内衣还能完好的留着？还能完好的扔出来让同志们收了去看？其次，每个人的身份都是保密的，大家互不认识，刑讯处死人多的是，能专门安排去挨个翻检察看是否我党同志，有无密码遗言？再者，人死了总要登记走程序，等程序走完扔出尸体黄花菜早凉了！
四，无论是张涵予还是周迅，最大的目的是尽早传出情报。如果情报是靠张的抢救来传递的，那么张的设计就不对，因为是周迅的自我暴露才给了张抢救的机会，而这不在张的设计里；如果情报是周的死来传递的，那么周的设计就不对，因为她是靠李冰冰的帮助才得以实现牺牲，而争取非同志的帮助是不确定因素——事实上这步还是李冰冰主动出击的，时间上也过去了不少，要换个别人没有张涵予的棒身体早招供或是惨死了。所以你看，最后的成功（姑且抛开理论上的不可能）都是他们自身设计之外的，这就是两个间谍的计谋？
五，通过哼戏来确认同志从而合谋演戏，这是本片最大的一个谜底，一系列演绎也因此得以串联进行，但是这个设计实在是最最好笑的！间谍之秘密，连身处一个单位的上下级都互不认识，居然“一唱这个戏就知道是我们的同志”，这和戴个党徽差别都不大了！这样，只要队伍中有一个叛变的，没事出去哼哼戏，不早一网打尽了……
另有一哥们比较牛叉，实在是看不过编剧的粗活，自个儿操刀，弄了几个结尾，一并如下（来自网友怨尤馨），共享：
1）晓梦利用与母亲的电话，通过语调的抑扬顿挫，把密码穿插其中。晓梦的母亲是我党的老同志，一方面她忍住刀割般的心痛；另一方面，她破译出密码，在第一时间把情报传达给我们的同志。
2）武田被策反。其实武田很早就接触过进步思想，早在他在中国留学期间，就曾经与我地下党员产生了深厚的友谊。在邱庄，他被同志们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所打动，最终他做出了正义的选择，由曾经的魔鬼变成了我们的同盟军。
3）晓梦的尸体被抬到太平间。一名潜伏最深的同志从阴影里走出来，他的身份是处理尸体的杂工，可是他已经不能从晓梦残缺不全的内衣中还原出密码。然而……，他从晓梦的某隐秘部位发现了一排牙印，正是这排牙印，是晓梦设置密码的最后一处伏笔。最后这名同志不负众望，带着情报走出了邱庄。
上述几个勉强，我最佩服的还是最后一个设计，虽然有点雷人，但是，这个世道，“一切皆有可能，对吧？”
4）吴队看见身边的人一个个被带进刑讯室，愁于没有对策，在房间里苦思冥想，不自觉地哼起了那首“散淡的人”。这时候，走廊里、对面的楼上，楼下的停车场渐渐响起了和声。吴队兴奋地推开门，映入眼帘的是走廊里密密匝匝的人，有伙夫，有护士，有司机，有打手……“大爷的，这么多同志，编剧也不吭一声。同志们抄家伙，劫狱打出去！”吴队下命令说。
水浒的版本很多，大概主流接受的有三个：120回本的《水浒全传》，100回本的《忠义水浒传》，还有金圣叹大删大减之后的70回本。金老先生认为71回英雄排座次是梁山高峰，我却认梁山的英雄排座次直接导致了梁山最后的衰亡，当英雄们在忠义堂上按次序依次就座的同时，梁山的悲剧命运已经在这一刻，尘埃落定。
欲知其衰，则必先知其兴。梁山不过是地方草寇，凭什么可以在地方连破正规军围剿，凭什么可以吸引破落百姓前来投靠？换句话，梁山在资源相对不足，兵源无法保障，军事训练不够正规的相对劣势之下，如何凭梁山区区百里水泊，与整个大宋成功对峙？你可以说是宋江的义薄云天，梁山的替天行道，甚至可以半开玩笑地按书里的说法是“上应星曜”，但这都没有究其本原。梁山之大，十数万众，说每个人都义气相投，怀抱着与旧社会抗争拯救大宋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的理想，是不现实的。我更愿意相信梁山众人（更多的指中下级士兵）还有很多的是奔着一个“利”而来的，不要说我在侮辱梁山好汉人格，举一个例子，宋江在第十八回中首次出场，施老爷子的评语是：“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
“孝义黑三郎”中的“孝”对应的当是“于家大孝”，“义”就是“仗义疏财”，接下来的“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说的还应当是“义”了，可见宋江的“仗义”，其实是“疏财”。宋江对李逵的义，是在江州一出手便借出十两纹银供其赌博；宋江对武松的义，是在武松离开沧州时慷慨解囊。江湖上的事情，仿佛连义气也要用金钱来量化了，于是义趋向于利。所以宋江拿出钱来，便名满天下了，便义薄云天了。梁山的好汉，到底还是普通人。
梁山的最大优势，在第七十一回里的叙述极为明确：“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我以为其中关键的“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与“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两句，道出了梁山的最大魅力。
想象你是一个农民，整日辛勤工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渴望靠自己的力量过上幸福的人生。但现实是残酷的，每年的收成先让地主收去一堆，再被官府收去另一堆。你每天看着老爷的眼色行事，每日为柴米油盐奔波。你是下等人，官宦子弟是不屑于与你交谈的，你能做的，不过是当乡绅的马车从你身边开过的时候，掸掸身上的尘土继续赶路。你靠天吃饭，收成不好的时候就要饿着，甚至养活不起妻子儿女。你没有文化，不识字，所以科举考试与你无缘，你只能一辈子把农民这个职业好好做下去。你这么过了二十年，你终于麻木了，你对你的人生已经不保有幻想了。但是突然，你听到一个消息，离你家二百里地的梁山，有个宋公明哥哥，广纳贤才，管吃管住，更重要的是“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你可以和昔日的八十万禁军教头哥弟相称，也可以跟随从前只在茶余饭后耳闻只言片语的“河北玉麒麟”攻城拔寨，可以喝到朱贵酿的好酒，可以享受安道全的医疗保险服务。还有更重要的，你们都是兄弟。你来到梁山，吃的多了，睡的好了，生活质量提高了。你渐渐胖起来了，满脸红光，你走在路上看见你的同乡，你大可以拍拍胸脯：“宋公明那是我哥哥，前天我还和他一起吃饭来着。”你觉得你是个上等人了，就是原来的大周嫡系柴进先生，下来慰问士兵的时候，都拍着你的肩膀叫你一声兄弟。和你的前半生相比，还有比这更美好的生活么？这哪里仅仅是物质满足，简直还有精神鸦片！
所以梁山最成功之处，是在现有的封建制度以外建立了一个基本消灭了阶级压迫与剥削的人人平等（至少在名义上）的大同世界。虽然大同世界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以对周边地区的侵扰掠夺的之上，但是在梁山中，梁山的士兵得到了温饱，免去了阶级对立与压迫，更重要的，他们在人格上得到了尊重，可以说这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所最最需要的东西。同时，作为梁山既得利益的享有者，他们将自觉捍卫梁山的利益，因为他们的一切都已经建立在梁山大业的基础上了。因此，梁山士兵战斗力更高，士气更旺盛，他们是为自己而战的一群人。20世纪上半叶，中共通过土地改革得到群众拥护并最终在战争中获胜，盖同此理。
政府的正规军队比之于梁山的草寇，则优势在于兵力雄厚（如十节度使取梁山，见78回），武器精良（如呼延灼之连环马，见55回），给养充足（诸路差官供送粮草，沿途交纳，见78回）。同时，梁山最大的优势却是政府军最大的劣势，正规军没有战斗动机。仅仅是剿除匪寇，为国立功的动机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立的功劳会被高俅等一干官员独吞）。宋代重文抑武，士兵待遇很低，且受到上级军官压迫，在士兵心里，军营仿佛还不如梁山。不仅士兵缺乏战斗动机，就连将领也没有，常常是精兵强将攻打梁山，小小挫败之后宋江一次有模有样的解缚松绑就投靠梁山，比如呼延灼，关胜，水火二将等等。唯一宋江亲自解缚松绑却没有上山落草的在我印象里仿佛只有高俅一人。梁山以己之长搏官军之短，取得胜利就并不难以理解。
读书人与普通人同样，是先从趣味书读起的。武侠与演义文学是成年人的童话，最容易被少年人所接受，听评书故事就是一种形式。人类有天性与童心，是不需要外部熏陶的。明代的李絷对《水浒传》中的李逵、鲁智深、武松等人赞不绝口，就因为他们的行为发自于天性，所以主张‘童心说’，不认为《水浒传》是在诲盗，而认为是人类的正常反应。明代是将《水浒传》列为禁书的，民间最流行的却是《水浒传》。明末流贼大多效仿梁山好汉，高迎祥为三十六天罡，张献忠为七十二地煞，有些首领的绰号都源自于《水浒传》。
进入青春期读书人开始喜欢情感文学，《西厢记》、《红楼梦》等文学著作成为主要读物，有的能背诵下来。民间此类文字很多，属于市井文学，《金瓶梅》是其中的代表作，社会影响力很大。人性渴望获得解放，读者更注重的是人物的内心世界，能够引起共鸣。《红楼梦》曾迷倒无数痴情青年男女，主要在于读者与作者灵犀相通，附合人性以及天性，没有矫伪。
中年人则进入思考期，喜欢读深层次的理性文字，确立自己的人生观，三十而立。开始对书史发生兴趣，对社会现实较为注意。《四书五经》以及诸子百家的论点都想了解一些，浅尝辄止，是博览的过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由此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在潜移默化之中有了自我独立意识，则四十而不惑了。
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是思想成熟期，喜欢阅读些经典著作，对早期的读物有了更深的理解。国家不幸文人幸，苦难能够触发思考，使得读书人的思想变得深刻、睿智，五十而知天命。名利心越来越淡，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声乐自外，书疏自内’。‘乐自他，书自己’。读书成为人生最大的乐趣，弹琴是为了逸情养性。五十岁之后的读书人往往手不释卷，以书为友了。他们的内心世界越来越广阔，可以自得其乐，不须外求。
五十岁之后人生进入理性思考期，读史就成为求道的过程，想要认识自我以及外部世界，以及历史的演变。随着认识的深入，对许多事物有了深刻的理解。六十而随，顺其自然，只阅读有益的文字。感觉到人生的短暂，并深刻的反省自己的过去。五十岁之后的读书人往往记录下自己的感怀，并与外部进行交流。知音难遇，同气相求。高山流水、人海茫茫，难以自己。
六十岁到七十岁的读书人已进入思想成熟期，有了独立的观点，自成一体。求道者对于天地宇宙、世间万物都想问个为什么？孔夫子七十迷恋《周易》，苇编三绝，为的就是求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对书史有着自己的理解，选择诗经三百作为教科书，删削春秋，寓褒贬于字里行间，乱臣贼子也惧怕遗臭万年。
历史总是不断的循环，大体相似，人类总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主要在于不读历史。有些帝王读史是为了寻求驭臣术与驭民术，只接受历史恶的一面，不接受历史善的一面，君子读史与小人读史作出的结论是截然不同的。立心为公读史就会寻找出正确的答案，立心为私读史就会总结出错误的答案，可见心术不正之人懂的越多危害性越大，从秦始皇开始就着手篡改历史了。
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教授是著名歷史學家，著作等身，代表作包括《清季的立憲團體》、《清季的革命團體》、《民國初年的政黨》、《辛亥革命史論》等十多部，而其二十年前所著的《中國現代史》，長期以來一直是台灣和香港等地大學的教材，影響極大。
1991年，當時的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先生希望有學者寫一部「國人皆可讀的、客觀信實而又分析深入」的中國近代史。這一倡議得到不少學者的認同，結果晚清部分由劉廣京教授執筆，陳永發教授撰寫中共部分（書名為《中國共產黨七十年》），而張玉法教授所著的《中華民國史稿》就是其中的民國部分。張著上限始自辛亥革命、民國初建，下限一直到最近十多年的國民黨取消黨禁、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因此也可以將其看成是近八十年來的一部中國現代歷史。
本書除導論外共分十章，將這八十多年的歷史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1912-28）是北洋政府統治時期，當時北京政府是國際間承認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二個時期（1928-49）是國民黨統治大陸的時期，這也是本書的重點所在（第四章至第八章，佔了幾乎一半篇幅）；第三個時期（1949年以來）是國民政府失去大陸、退守台灣這段時間。作者認為，民國歷史的這三個時期儘管在大政方針和立國態勢上有很多不同，但國家的發展趨勢仍是走向現代化，並進而從民主化、制度化、工業化、科技化、多元化等幾個方面加以論證，值得國人深思和反省。
最近十多年，海峽兩岸學者都出版過一些民國通史，如李新等主編的多卷本《中華民國史》（北京：中華書局，第一篇於1981年出版，至今仍未出齊）、張憲文主編的《中華民國史綱》（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教育部主編的十六卷本《中華民國建國史》（台北：國立編譯館，1985-1989）等，各具特點，但由於國共兩黨多年來意識形態迥異，上述諸書也都不同程度、不可避免地存在這一問題。相對於此，本書基本上是敘述史實，力求公允，不帶感情色彩，「不具黨見偏頗」（吳大猷語），遣詞用字頗具匠心，這從各章的標題中即可見其端倪。如第四章的標題為「體制認同與政治權力之爭」，作者認為國民黨執政初期的政策是「缺乏共識的建國路線」，既詳盡論述了國民政府的建制與權力結構以及所取得的成績，又指出「國民黨以孫中山的遺教治國，不僅影響中國向世界各國取經用宏，且阻害國人思想之進步」，同時也用了相當篇幅介紹其他黨派特別是共產黨不同的建國方針。過去由於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在抗日戰爭的問題上國共兩黨互相攻訐，國民黨批評共產黨「游而不擊」，「七分發展，二分摩擦，一分抗日」；共產黨則攻擊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導致長期以來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缺乏中國人民英勇抗敵的應有地位。近年來海峽兩岸的學者都注意到這一問題，開始正視歷史，並給予實事求是的評價，本書在這方面更有所突破，如第六章「抗日陣營的整合與分裂」和第七章「從共同抗日到分別抗日」，既敘述了國共合作過程中的聯合，也不迴避彼此之間的鬥爭，但不論是共同抗日還是分別抗日，大前提都是「抗日」，這樣的分析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作者在寫作中參閱了大量近人的著作，特別是引用了最近十多年來許多大陸學者的研究成果，這種情形在十多年前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但相對來講，本書引用國外學者（特別是美國和日本）的論著以及近年公布的大量原始檔案資料就顯得少了一點，當然這也同本書由個人單獨撰寫有關（上述幾部民國史著作都是集體編纂的）。
作者在書中多次聲明，在民國歷史中，政治史較經濟、教育、文化史為重要，在民國的大部分時期，經濟、教育、文化皆為政治的工具，因此全書以政治、外交、軍事史為主，社會、經濟，以及文化、思想史為副。但既然是一部通史，即使不能面面俱到，也應盡可能予以兼顧。就以經濟史來說，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國民政府成立初期的財政金融政策、戰時經濟措施及其國際援助等等，均為民國歷史中的重大問題，本書對此著墨不多，亦未進行深入分析；但在敘述一些軍事編制、戰爭經過時則顯得過於詳細，倘能加以精簡，則既不需要增加篇幅，又能互相兼顧。
本書印刷精美，編輯認真，幾乎沒有甚麼錯訛，只是在個別細節上偶有疏忽，如攝政王載澧是光緒皇帝的弟弟，而不是哥哥（頁28）；協統相當於現代兵制中的旅，下轄兩標，標才是團（頁102）；抗戰爆發時行政院屬下並無經濟部，至1938年1月裁撤實業部、建設委員會、全國經濟委員會等機構之後才合併設立經濟部（頁325）。另外，據最近公布的檔案及研究，「八一三」淞滬戰役是中國軍隊主動發起的。這是因為戰前國民政府已意識到中日之間遲早要發生戰爭，並已在上海附近的蘇嘉杭一帶修築了強固的軍事防線；而在上海發動戰爭，既可以爭取時間，阻止日軍沿平漢線向華中地區進犯，又因為上海是個國際大都會，各國在此都有大量投資，一旦開戰，勢必觸犯列強利益，希望藉此而引起國際干預。本書在提及此役時（頁366、387）基 本上還是沿用傳統說法，認為是日軍所採取的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
本書的寫作目的既是為了普及國民的歷史知識，又希望能為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共同接受，因此在觀點上盡量客觀，在寫法上力圖公允，在史料上力爭翔實。細讀之後，我以為作者已經初步達到了這一目標。
说完了《大江大海》，再来谈谈《建国大业》。
《建国大业》总导演韩三平向中国媒体介绍他在拍摄这部大片所持的立场时说：“既然这部电影是丰富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就所有历史人物或者说重要的历史人物都要有所表现，不能忌讳。我们在创作时有一个观点：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不能完全和他的道德品质画等号。政治态度没落的人，道德品质并非必然败坏；政治态度进步的人，道德品质也并非完美无缺。”
话说得不错，有理有节。片子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许多人看这部电影是去看明星，我看这部电影是想从中找出些许和以往所谓“主旋律”不同的地方——这么多年过去了，总得有些变化吧——还好，没失望。特别是片子的观点、视角、态度、细节、人性化等方面，应该说都对过去的同题材影片有所超越。
过往的印象中，无论是《开国大典》还是《大决战》，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的形象只能是令人仰之弥高的英雄，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气息”弥漫其中，而对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人物的处理手法，即使不像更早期的影视作品中的丑化和妖魔化，也是有祸国殃民、阴险狡诈的“固定脸谱”。
这部片子，我有幸看到了这样这样两场戏，一是在得知淮海战役全面胜利后，领导同志们喝酒庆功的场景——看到了唐国强演的毛泽东“衣衫不整，醉得嘴角挂着微笑歪倒在一边”，几大书记推杯换盏，一醉方休，纵情高歌。二是在周恩来获悉冯玉祥被烧死在船中时，大发雷霆的场景——，怒斥部下‘都是猪脑袋’”。
伟大领袖可以“衣衫不整”了，人民总理也能破口大骂了？是的，就在电影里——在以往的主旋律电影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即使是导演拍了，演员演了，最后也会被审查官员剪了。藉此一点，我们要承认进步。
张国立的蒋介石演得好，形似不够，但神似有加。他刻画出一个形象清晰的“蒋介石”——有心救国、无力回天的蒋委员长，令人看了不由联想起在楚汉相争中败北的末路英雄西楚霸王项羽。此外，影片还塑造了一个励精图治、年轻有为，在上海“打老虎”时雷厉风行的青年蒋经国，并且用了不少镜头来描写蒋介石、蒋经国之间的父子情深，是整部戏里唯一的一条感情线，非常感人。以如此的浓墨重彩，而且大致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方式来正面刻画“敌人”，我印象中似乎也是首次。
龙应台先生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用高度文学化的语言概括出的“温柔的力量”，其实就是主张摆脱“国家至上、集体至上、胜利至上的价值观”，建立一种立足于理性精神，具有现代精神面貌的“文明的价值”。
余以为，基本上摆脱了“成王败寇”观点的《建国大业》，已经初步具备了这样的现代价值观。
经济学家有什么用处？过去一年来，有很多人提出这个问题，从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到储蓄蒸发的小储户——还有本报社评专栏。如果说有人能够给出答案，那应该就是瑞典皇家科学院，该机构昨日颁发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它的决定没有让人失望。
获奖者——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本身有资格获奖。但在金融危机和人们对经济学产生的信心危机之后，他们的获奖也突显出，好的经济学发现能够提供伟大的洞见。
这两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课题都是经济治理：经济交易的结构如何取决于权力及合作制度。威廉姆森的工作源自于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公司？答案在于，在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与外部的市场交易相比，公司决策的正式权力也许能够更好地解决议价问题。从竞争政策到金融，这一发现为许多领域提供了启示。
奥斯特罗姆研究的是“公共资源”，如鱼类资源和地下水。著名的“公地悲剧”主张认为，除非进行私有化或由政府控制，否则此类资源将遭到过度开发。但奥斯特罗姆在研究中发现一些案例，表明私人用户可以联合行动，有效地管理公共资源。借助博弈论，她确立了设计规则时应当遵循的原则。比如，当惩罚是团体自身的责任，以及当用户民主地参与制定使用规则时，治理能发挥更好的效用。
两位学者都思索什么使市场失灵，又是什么使市场成功，他们还研究了可用于分配资源的非市场机构。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承认，经济学家对于市场的局限性，与他们对于市场的力量有着同样多的见解。它同时也是对讲究方式方法的多元主义的及时认可。奥斯特罗姆使用了大量的案例研究，而威廉姆森的理论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所委婉指出的，“仍属相对非正式”。该机构补充表示，问题“并不是(威廉姆森的理论)能否得到正式化，而是我们将在什么时候看到该理论的全面正式化版本”，这有点像在呼应一个笑话：经济学家看到某个事物在实践中管用，然后纳闷它在理论上是否也说得通。
这两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工作显示，经济理论能够帮助我们观察现实，并对其形成更深入的理解。这样的奖项当然应该颁发。
译者/和风
我关闭了电脑屏幕，想眼睛休息一下，让思想平静一下。散步在树木葱茏，桂花飘香的大院里，看着一栋栋恢弘的建筑，一排排崭新的轿车，一张张滋润的有些做作的笑脸——我意识到，显然，我是生活在六十年代后的时代里。此时此刻，战争离我远去，当十几二十年前，现在书里的那些幸存者在那些悲惨的、伤感的、痛苦的、后悔的、绝望的记忆中，慢慢老去甚至死去的时光里，我可能正在阅读课本上黄继光、董存瑞的英勇事迹，正在总结《飞夺泸定桥》的中心思想，或是正在背诵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诗句……
历史竟是如此残酷，真实竟是如此困难。
1949，那些学生们向我走来……
内战烽火一起，先是陷入双方拉锯战战场中的东北学生往平津跑，然后是战火中的中原，苏北的学生往南走，以至南方大城市流亡学生随处可见。陷入战争泥潭中的政府只好援引抗战时期做法，将被战火追得四散的学生们成立联中安置于几个战火还没烧到的南方小城。可惜，大部分学校刚刚响起朗朗书声，中央政府却是大厦将倾。这些学校被下令解散。可怜那些少年们，离开家乡，本想逃过战火，逃过战后清算，为家族作香火的传递，却遭此被抛弃的命运。他们中的大部分，或原地解散，各谋生路，辗转回乡；有不甘心被解押回去的，只好自己另辟蹊径。谁稍稍有能力带他们跑他们就跟谁跑。他们中竟然有山东联中的五六千人，豫衡联中的300多人，成功越过海峡到达台湾。
这是一张奇异的流亡图。豫衡联中的学子从河南流亡千里，辗转到达湖南时尚有上万人，但在随后的军事逆转中，在随军队不断的战败逃亡中，他们中仅有300人从广西苗瑶地区经历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战斗后奔逃入越南境内。但他们成功保持的学校建制，在海外仍然使中华文化之弦歌不辍。让我们记住他们，为他们艰辛而顽强求生存的毅力：河南豫衡联中的学子们。他们从河南南阳流亡到湖南零陵；再流亡到广西，随败兵流落到越南三四年，终于被辗转接到台湾。在途中，他们失散掉，埋葬掉多少兄弟姊妹。但他们在宝岛真的衍生出希望来，以他们的知识成为社会的栋梁和中华传统文化继续传承的星星之火。我们还要记住山东联合中学的学生和他们的师长们。他们的师长为了几千学生的受教权在1949年的台湾外岛澎湖，和要强行收编他们的部队抗争，以7位师长生命作了代价，让青年学生受教权利的呼声和维护战争中极其脆弱极易被践踏的人性尊严的呼声，传过汹涌海峡，去呼救去呼求！
龙应台认为这些失败者能在台湾创造这样崭新的历史是因为他们没有胜利者的骄气。在抛妻别子，家破人亡的痛苦中；在东突西撞，被追杀的逃亡中；在绝望中奋起一搏，再杀身成仁的悲壮中，他们作为弱者的伤痛更能让其反思中国几千年来不断陷入的暴力革命循环套，去接受一套温和的人文主义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要求那些自以为是的胜利者，在你自认为“真理”在手、“正义”在握之时，你是否也要有谦卑，你也要有悲悯，你也要有对弱者和对手的同情与包容。
我以为然。
眼睛酸涩的睁不开——时不时还流泪——是酸涩的泪还是哀痛的泪，自己也说不清。
朋友发来了龙应台先生《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电子稿，打开一看，惨不忍睹，没有像样的编排不说，文字中标点和表述的错漏不在少数，实在没法读下去——其实，原本我也没打算读，因为我向来讨厌所谓的网络阅读，看书就是看书，没有一本实实在在的书，总觉得读来心中不踏实。
但是这次我还是读下来了，虽然知道这本书已是先前的事，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法得到。没有书，我只能退而求其次了。十五万字的东西硬生生的在电脑屏幕上读了一天半，很慢的速度了——不用讶异，除了阅读，我对整本书的电子档进行了重新编排，现在，需要的朋友可以从我这里得到好东西了。
1949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要被大笔书写的年代。中国共产党军事革命的胜利，政权更迭，以及在全国随著军事进展而迅速进行的整肃和改造，将胜利者和失败者一时间划得泾渭分明。几百万政府工作人员，几百万军人，几千万和政府有著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员，在惴惴不安中或者仓皇辞庙，或者惶恐地等待接收，清算和改造。当胜利者锣鼓喧天，有谁去听失败的哀歌。在六十一甲子的2009年，重视历史的中国人有摆出隆重庆典的；也有象龙应台这样的知识分子，将悲悯目光投注在那些失败者身上，要将他们深藏的思绪和心灵声音展写在历史的书卷上。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以女孩“美君”在兵荒马乱中离开淳安家乡为起头，而“美君”原型就是龙应台的母亲；“龙应台”代表离乱中第一代出生在台湾的孩子。龙应台说，在写作一开始，她关注的是1949年前后流离来台的那200万人，但后来她发现自己对这块土地上原来已经存在的600万人所知更少，他们甚至比外省老兵更弱势无声，因此这本书的后半段转向了那些老人的故事。写作过程中，龙应台为搜集史料跑遍了三大洋五大洲，将那个时代生死契约式的流离经历写成这部书。
龙应台先生从大历史的角度，从普通百姓的角度，从将军的角度，从政治家的角度，记叙一段你没听说过的历史：战争的暴力、战场的血腥和流亡者的艰辛。她的笔墨不仅仅落在失败者身上，她还写到胜利者：1937年的胜利者，1945年的胜利者，还有1949年的胜利者。可是她笔下胜利者个个不缺骄狂的神态。龙应台因此誓言颠覆胜利和失败的价值观，不以“成者王，败者寇”论兴亡。她呼吁爱与宽容，慈悲的人道主义价值观，让中国人重拾从秦汉以降，消失殆尽的“中庸”“仁政”“废苛政”“君轻民重”的价值观，去融入现代的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让对人的尊严和对生命的尊重，关怀，高于以理想为名，以国家为名的贱踏，以此来体现对民生真正的关切！
这本书为我们拨开战争的硝烟，让我们停止为欢庆胜利而激动，随她去看战火后满地的尸体和将军巡视战场的眼泪；她写那些以“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之名带到战场的人，写他们“冻馁于荒野，暴尸于沟壑”。战争中的胜利者和失败者，在她的笔下，被她痛心为“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
在六十年过后的今天，当历史已经变成考卷上的一道道填空题，当战争电影中的流血画面都变得那么唯美，当那些经历过战争残酷的老人们一个接一个的离去，我们是否都已经漠视了战争中的生死离别、血肉模糊、民不聊生、妻离子散呢？又或者，这些词语，已经仅仅成为了词语本身，而我们已经不再了解它们的具体含义了呢？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将我们已经忘记或者即将忘记的东西，记录了下来。然后你打开书页，龙应台就把你推到了那个时代。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不仅仅是我们父辈的、祖父辈的历史，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历史。也许，还是我们的未来。
压抑不住内心的激愤，写下些文字，急就章，不好读，表达的就是一种情绪。
此刻，一人坐在办公室里，点燃一支烟，静静的，静静的想着。
想着明天就是国庆节了，8天的假期足可以让我和父母带着妻儿到上海和兄弟团聚，好好享受一下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日子。
想着这批活动结束了，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虽然这期间我干的都是些粗活，但毕竟除了力，想想这半年来一系列的工作中有自己的些许付出，颇感欣慰。
想着下一批我还将留在这儿继续战斗，直至明年2月，内心多少有些彷徨——不过大可不必，在哪儿对我而言并不重要，只要给我份工作，给我份足矣养家的工资，我都可以欣然接受，于是安定下来。
我虽愚笨，但诚恳踏实是我的作风，藉此我祈愿在这纷繁喧嚣的世界里安身立命。
收拾收拾，回家。
晨送欣然上学，表现良好——从入园开始，从门房爷爷到园长再到老师，一一问候。并主动告诉保健老师，早晨忘记量体温了，很配合得完成这项工作后，和我挥手道别，我则步履轻盈的离开了学校，骑车上班。
今早读了两个钟头的《中华民国史稿》，资料详瞻，叙述颇为扎实，读得渐入佳境，兴趣盎然。临时的到来的工作让我不得不暂时停止阅读，投入到不停的拨打电话中去——这就是我此阶段的工作之一项。
午饭后，循例开始了《凤凰大视野》的观看，今天选的片子是《西哈努克，一个国王的传奇》，两个半小时，正好是我中午休息的时间——别人在睡觉或是打牌消遣的时候，我却在长知识，开眼界，想起来就觉得美。
昨天，在网上购得了一个斯伯丁篮球，此举主要是因为俺们学校的新球场正式竣工投入使用，作为我最喜爱的一项运动，有此便利条件（家校一墙之隔）怎能不用？更何况我还希望能够每天抽出时间带儿子锻炼身体，从小培养一下欣然的运动天赋。今天晚饭后即可开始！
平平淡淡，平平安安，普普通通。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在西安、延安旅行期间，我利用在飞机和汽车上的时间，用ipod看完了《凤凰大视野》10集纪录片《近人曾国藩》。这是在十年前工作之初读唐浩明《曾国藩》三卷本之后，再一次走近这样一位毁誉参半、名动天下的晚清重要人物。
中国现代历史的两位伟人，无论是毛还是蒋，都对曾国藩佩服之至。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1942年在延安毛泽东对党内高级干部说:“要读一点曾国藩的家书。”至今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内有一套光绪年间出版的《曾国藩家书》扉页上写着“润之珍藏”的字样。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他21岁考取秀才，28岁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1852年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横扫湘湖大地，他授命并因势在家乡拉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要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延至今日，从而使其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两次改名
第一次由军机大臣穆彰阿改名国藩，限“国家藩篱”之意。后理学名臣唐鉴（湖南善化人）又为其改字为“涤生”，取“荡涤污秽，求得新生”之意。故后人也称曾国藩为“涤帅”。
三次重大的思想转变
第一次，拜唐鉴为师，由诗词（技能）之学进入程朱（人格修养）之学，积极入世，奋发作为，融入儒家体系。第二次，由程朱之学进入申韩之学，书生杀人，严历整军，治乱世当用重典，融入法家体系。第三次，由申韩之学直入老庄之学。父丧期间，他整理5年来的缺失，检讨与长沙、南昌官场的失和，研习老庄2大精髓——以柔克刚、顺其自然，心灵解放出来，心智更加健全，促成事业到达巅峰。
人生的四个阶段
耕读子弟（30岁以前）
1811年，曾国藩出身于湖南湘乡山村。五六百年间祖上无人科举做官，世代耕读。小康之家，吃得饱饭，有书可读，但也仅此而已，不算大地主家庭。曾国藩七次参加考试，23岁时中了秀才（学士），但排名倒数第2。24岁中举（硕士），当年结婚。三次参加会试，28岁时中了进士（博士），但名次不高。第一档3名，进士及第；第二档100名，进士出身；第三档约150—200名，同进士出身（相当于大学，如果用湖南话讲，则是“湘潭大学”），曾国藩位列第三档（故后人写诗嘲讽曾国藩不是正规科班出身：“赐同进士出身，看如夫人洗脚”）。但在皇帝殿试（点10%的进士入翰林）时，曾国藩脱颖而出，由道光帝圈定为第2名，入了翰林（博士后）。翰林院散馆（博士后出站）后，任从七品翰林院检讨（中央文史部门主办科员，副处级）。
太平京官（30—42岁）
曾国藩做官，精彩至极，升迁快，兼职多，差运好。37岁时连升四级，由从四品晋升到从二品（副部级），39岁任礼部侍郎，42岁时除户部外遍兼吏、兵、工、礼、刑五部侍郎，得到朝廷最高决策机构重视（清朝只有18名汉族部级领导）。曾国藩为官清廉，且京官不如地方官收入高，由地方官孝敬的冰敬、炭敬等灰色收入，没有。但他差运好（翰林院的出路两条，要么升官，要么派差）。33岁时，放四川乡试主考，得到合法收入约白银2500两左右。以后每年都有一次左右这样的机会。但也就在咸丰二年放江西乡试主考时，母亲去世，曾国藩丁忧回家，结庐守孝。而此时，太平军冲出了广西，进入湖南。
军事统帅（42—56岁）
形势急转直下，国藩移孝作忠，从文职转向军旅，借出任湖南团练（结团训练）大臣（湖南民兵武装部长）的机会，由知识分子掌军，招募勇敢朴实的农民，借鉴戚继光建军模式，创立由自己牢牢控制的湘军（体制外），带水陆两师约1.8万人（陆军10营5千人，水师10营5千人，长夫8千人），从衡州出师，攻克岳阳、武昌、九江、安庆、芜湖等地，苦战12年半，于同治三年，节制四省（江苏、江西、安微、浙江），由其九弟曾国荃率先攻破南京，名震海内。后清军王牌部队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被捻军击溃，曾国藩北上平捻，打个平手，无功而返。
晚清重臣（56—62岁）
曾国藩获封一等候，世袭罔替（世代承袭不更替），为有清以来最大奖赏。清军入关后，给汉人封一等候，总共5人（最后一位是袁世凯），以文职获封，曾为第一人；兄弟同日封候伯，除皇家血脉外，仅此一家。在两江总督上，开科取士，大得人心。创立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开洋务运动先河。后任直隶总督，因天津教案，名毁津门。两江总督马贻新被杀（电影《投名状》以此为背景），曾再任两江总督，刊印王夫之（王船山，衡阳人）文集。1872年（同治11年），清王朝风雨飘摇。2月初四下午，由儿子曾纪泽陪同，在办公室静坐45分钟，没说一句话，因脑溢血，死于任上。15年前的同一天，其父去世。17年后，曾国荃也死于两江总督任上。
继《铁马冰河——东北解放战争全纪录》之后，又利用两个中午的休息时间，看完了《凤凰大视野》十集纪录片《生死对决——淮海战役全纪录》，对于抗日战争之后国共双方内战的历史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国民党在大陆的败亡，真正决定性的还是淮海会战，国民党虽然输掉了辽沈会战和平津会战，但只要能在淮海战役中获胜，基本还能够维持江南半壁江山，淮海之战的失败则注定了它在中国大陆的彻底溃败，所以，淮海战役应该称得上国共内战中真正的生死对决。淮海战役也是三大战役中国共两军伤亡最大、战斗最为残酷的一个。国民党军在淮海一战中有两个兵团司令官战死（2兵团司令邱清泉、7兵团司令黄百滔），军长、师长以下战死者数十计，其作战的坚决程度是整个国共战争中绝无仅有的。而中共军队方面为了胜利也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淮海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伤亡最大的一个，其伤亡人数高达13万余，为辽沈、平津两站之和，其惨烈程度世所罕见。
六十多年过去了，关于那场战争，胜负已有定论，成败勿需多言。只是现在在回头去看，我只能慨叹国民党把握机会的能力实在太差，曾经有那么多次可以改变历史命运的机会摆在他们面前，而他们却一个也没有抓住。无怪乎多年之后，杜聿明有“大厦将倾，一木难支，非战之过也，乃天要亡蒋”的感慨。
其一：1948年10月初，杜聿明秘密制定了一个计划，趁华野济南之战后休整之机，由武汉白崇禧部牵制中野东进，集中徐州四个主力兵团向山东华野发动闪电进攻，以祥攻济宁而收复济南，具体计划是：邱清泉第二兵团和孙元良第十六兵团由商邱、扬山向济宁、兖州疾进；黄伯韬第七兵团和李弥的第十三兵团新安镇、曹八集向北攻击前进，吸引华野主力并逼迫其在滕县附近决战。如果杜聿明的计划真的付诸实施，毫无准备的华野将命悬一线，也肯定不会有后来的淮海战役了。但是蒋预定发起战役的十月十五日这天，东北锦州失守，慌乱之中蒋把杜调往东北救火，而徐州的主将刘峙愚不可及，实乃庸才，从十月十五日到十一月六日这二十天的时间里边竟然毫无理由地命令四个兵团原地待命，坐等粟裕清醒过来并施以重拳。
其二：蒋知道刘峙忠诚有余，却非战之材。在十月二十日的会议上征求了白崇禧的意见后，决定由白统一指挥徐州和武汉部队，以对付刘伯承和粟裕的联合攻势，在当日的会上白满口答应，并主动提出让桂系主力张轸第三兵团开赴徐州作战。不料到了十月三十日白又突然变卦，坚决不肯负责统一指挥，战前无主帅是徐蚌会战惨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白崇禧的临时拆台对淮海战役的影响是很致命的。多年之后，白先勇先生谈及此事，给出的理由是“家父以看出势不可为，自知不救，故不愿当此任。”而另有一种说法：白在应承的当晚，见了李宗仁，李此时已得到美国的承诺，若能代蒋支撑大局，则将会获得全部的美援。遂放弃救蒋。
其三：战役之初，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前线的刘伯承、粟裕都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想一口吃掉徐州五十万蒋军，淮海战役的真正发起人是两位国民党军中将张克侠、何基沣。十一月七日华野部队正在按原计划发起进攻的时候，这两个中将突然异想天开地带领部队向中共投降，从而也改变了中国现代史的方向。两万杂牌军的投降， 整个战局的影响却是决定性的，直接导致国民党军淮海一开战就处于一个极端不利的局面：粟裕未等西柏坡的指示，便命令华野7、10、13三个纵队临时变向，一枪不放就占领了原来张克侠、何基沣的防区，筑有完整工事的临城、枣庄、贾汪、台儿庄全部落入共军手里，10纵直抵徐州西北三十里的茅村镇，控制了引河铁桥，占领陇海路上的大许家车站，在一夜之间就轻而易举地切断了黄伯韬第七兵团十二万人的退路。事后，有人说，淮海战役中，是西北军打败了国民党（战役中关键时刻成建制投降的都是西北军）。
其四：如果蒋在1948年11月初对黄百韬多一点信心，而采用杜聿明的主动进攻的方案，也许淮海战役和中国现代史都要重写。当时中野刘伯承部十万人正在宿县以西地区集结，杜聿明和邱清泉主张以邱清泉第二兵团、孙元良十六兵团会合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共三个兵团（其中两个是国民党王牌兵团）先击破刘伯承部六个纵队，然后回师向东，同解放军华野决战，以解黄伯韬之围。此方案，国民党军可以马上从现有态势发起攻击，以三个兵团的绝对优势，用7—9天击败中野6个纵队。但是蒋对黄伯韬守碾庄的信心不足（实际上粟裕从十一月九日开始，动用了最能够攻坚的五个纵队日夜不停地轮番攻击，整整打了两个星期才解决问题）。未能抓住这一机会。
其五：杜聿明早就怀疑郭汝瑰——这位当时的中华民国国防部作战厅长是共产党。所以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当蒋询问杜的意见时，杜说“我有想法，但是不能在这儿说。”邱清泉不止一次的说国防部已经被间谍包围了，按照国防部的打法，没有不败的。杜十一月三十日从徐州撤出来的时候，完全能够带领邱李孙三个兵团撤到淮河以南的，30万机械化部队从外围包围久攻黄维不下的中野，与之里应外合，局面就大为不同。得知这一消息，粟裕几乎是绝望了。在这关键时刻是郭说动蒋介石迫使杜聿明改变行军路线和行军计划，从而使杜部陷入粟裕的重围，事已至此，一切都如推石下河不可扭转了。
看《凤凰大视野》已经成为我近年来的一个习惯，相比于国内的一些战争历史纪录片，它所持的不偏不倚的态度让我颇为欣赏——特别是需要采访历史事件当事人的时候，它从不偏听偏信，而是双方都能出来说话，上至领导决策层，下至基层官兵，都能毫不修饰的描述自己的所见所谓所思所想，尽力达到“客观公正”的原则。
自西安回来后，连续两日，看完了10集纪录片《铁马冰河——东北解放战争全纪录》，颇抒发了一些零碎的感想，今日想来，还是要记录些文字，一则以巩固自己的认识与收获，二则以做些记忆的材料。
60多年前东北一战共军大胜，国军大败。过程中似乎有些偶然因素，失败者也似乎曾有转机，但总的来说，共产党的胜利是必然的，国民党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因为战争的胜负不仅仅是军事的对抗，还有更多政治的原因。从政治角度而言，国民党比共产党差距不小。战争双方不是比谁能“百战百胜”，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是比谁“知错必改”而且改得快。东北的局面证明——共产党改得快，共产党由弱变强了；国民党改得慢，甚至不改，就由强变弱了，最后直至覆灭。
1、毛泽东的“军事为政治服务”
毛利用美苏、中苏的矛盾，急派10万干部和军队下东北，这是胜利的种子。没有这个决策，就没有解放战争的转折点。让林彪全权处理东北军政，这反映了毛的知错能改和知人善用。当然，他以后的骄傲膨胀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在解放战争期间，毛还是比较清醒的。是啊，战争的残酷与危局让他不得不清醒，他也不敢一意孤行，坚持迷糊。
2、 林彪的天才
八路军、新四军的八年抗战，多为运动战、伏击战。一碰上大规模的阵地战，正规战，美式重炮的火力突袭，就显得毫无办法，毫无经验了，白白送死——甚至在火力网面前，还组织密集队形的集团冲锋，伤亡惨重。林彪看到这点，总结出三三制等一堆实用战术原则，加强部队训练，才改变这种游击队式的原始打法。
林彪刚进东北时，被国军打得节节败退，从山海关真退到松花江以北，大批部队叛变，连他的作战科长都投敌了，损失极为严重。这充分反映出战争是多么的残酷，如果没有政治工作做保障，没有根据地党组织做依靠，是建立不了一支威武之师、常胜之师的。林吸取了这个教训。在战争初期，不再与国军争夺大城市了，不再寄希望于国际援助和和平谈判了，重拣革命战争的经验，深入农村，搞土改，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整军备战，才使一切重新走上正轨。
3、动员群众
国共刚争夺东北时，东北人民还是很喜欢国军的，不喜欢八路。原因很简单，国民政府是当时的合法政府啊，国军精锐啊！具当时东北民主联军的一个营长回忆，大军每到一地，极其困难，无水无粮，跟老百姓喊话说“老乡，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是人民的军队”，根本没人理你，甚或至于有的还要刀斧相加。尤其是城市居民，受传统教育很深，思想改造很困难，一时半会儿根本不见效，他不认共产党、只认国民政府。从这个角度说，占领城市的意义也大打折扣，这帮“城市人民”很爱“投敌”，比较“反动”，还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正确。搞土改，发动群众，给农民甜头，让农民“觉悟”起来，再让“觉悟”的农民“帮着”城市人民“觉悟”。最典型的例子是，我们的军队围困长春好几月，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长春人民因此暴动，但长春人民宁可饿死10几万，也没一个暴动的。
4、打锦州
打锦州是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是其过人的军事战略思想的集中体现，但林彪一直为此犹豫不决，不想打锦州。因为他担心几十万大军从北满调到锦州，越过长春、沈阳的重兵集团，后方补给线长达上千公里，还碰上蒋介石的“东西对进”战略。一旦锦州拿不下来，或时间晚一点，那么决战的胜利可能就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了。几十万军队到时想全身而退，恐怕都很困难了，三年积累的本钱可能一扫而光。这个历史责任，这种政治风险，谁来负？谁来承担？只有林彪。他是个精于算计，谨慎出名的人，不可能不想到这一步。毛之所以厉害，就在于在战略上对问题把握的更牢靠，更靠谱。他当然不能预测国军的东进兵团在塔山攻击不力，也不能预测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犹豫不决，耽误时间。但是他的直觉是对的，他就觉得国民党打到这份上，已不是一支敢打必胜、士气高昂和精诚团结的军队了，只要咬咬牙，付出必要的牺牲，还是完全可以战胜的，达到战略的目标。在这点上，毛的直觉比林的直觉更准确。没人能掐会算，但是惟有大决心，大魄力，大智慧，才敢做如此决断，冒如此风险。
5、蒋介石解决不了“私军”问题
东西对进是个补锅式的策略，一半为决战，一半为逃窜，是战是逃，本身就比较暧昧。这样的大兵团作战，需要众志成城，上下一心，但蒋做不到。侯镜如攻击塔山不力，原因很多。比如他的前敌总指挥指挥的都是别人的部队，不听话，调不动，而指挥官自己的部队又舍不得用，另外还有证据表明，侯镜如自己都有投共之心，后来也真投共了。在沈阳城里，卫立煌主张坚守，廖耀湘主张先跑到营口，留条后路，再看锦州，蒋介石则强令他们必须出击。大家意见不合，心怀鬼胎，各有打算。行动起来，自然相互猜疑，犹疑不决。这样伟大的“补锅战略”，以战求胜的机会主义策略，本来胜算就不大，违背了孙子兵法，犯了兵家之大忌。结果也是正常的，东进不来，西进不到，锦州失守，全盘皆输。
6、整编，把国军彻底整“完”了
陈诚曾扬言6月之内解决东北问题。结果东北问题不但没解决，反而越闹越大。南京“民意代表”们纷纷表态，要求“杀陈诚以谢国人”。
据说陈诚在东北搞的那套里最糟的是“整编”。“整编”有两方面，一是净化国军队伍，清除所有曾经收编的伪军、土匪及共军叛逃人员。他清除皇协军、土匪、叛徒等，认为他们靠不住，与其将来作战出事，不如早早赶出，保证国军的纯洁。而这些被整出去的人都被共产党部队所用——共军越打越多，国军就越打越少。二是招兵买马，把原来正规军部队分拆扩编，以增强总体军力。他分拆正规军。本来国军的训练是一体化的，团队配合很好，很紧密。分拆扩编后，比好酒里兑了水，整体战斗素质明显降低，越来越不经打了。表面上人多了，总体军力却下降了。
前国军军官总结：共产党是政治、军事两手硬，两手抓，两手都打，人越打越多；国民党只重军事，只有一手，人越打越少。人家是不断扩充实力，我们是不断消耗实力的。彼长此消，也就这样了。
温度适宜，神清气爽。
晨送欣然上学，今日表现尚佳，一路虽偶有“不上幼儿园”之抱怨，但精神状态明显强于昨日，不仅几度向我谈及园中老师及同学之趣事，还屡屡提及诸位同学之名——余暗自窃喜，看来吾儿于幼儿园、特别是园中诸位老师同学之感情渐深矣， 约略数日之后，便可完全适应。
约7点50，至不远处大行宫火车票代售点，预购国庆赴上海之车票。孰料近前观之，人头攒动，队列直行十数米。余不为所动，坚守阵地，渐次前行，近一小时后，购得1日中午11点半动车票四张，心乃定。
至单位，先读昨日《凤凰周刊》遗留之一篇文章《土地改革：三农问题解决的根本之道》，观点虽无新意，但理论角度颇有说服力，从世界特别是东亚现代化诸国的发展历史考量，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考量，再次提出政府应放松对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控制，还利于民，在农民的土地在流动和自由进退中实现价值且能为民所有。
后读《随笔》，料今日下班前可阅毕。景凯旋《托马斯·曼的转向》和筱敏《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对纳粹德国的暴行和犹太人的屈从提出了历史的、人性得反思；林贤至和黄一龙的两篇文字悼念了离世不久的何满子先生，让我进一步了解了先生渊博的学识和漂亮的杂文；除此之外，三篇写俄国伟大作家托尔斯泰的文字也具有相当可读性。
午餐毕，继续看完《东北解放战争实录》，几度泪水盈眶。胜败怎样？于我而言是那样的苍白，回顾那段远去的历史，最难忘的是一个个中国同胞，不管是元帅还是士兵，不管是军人还是百姓，人，始终是活生生的人，一个个鲜活生命的逝去，才让人有锥心之痛！塔山血战中，被炸伤双腿还呼呼大睡的战士；急行军途中，捡起路边的白菜帮子吃得津津有味的军官；长春孤城下，因不忍心孩子挨饿，，花钱雇人掐死自己亲生骨肉的母亲；回首六十年前的东北战场，我们看到的是胜利者的谈笑风生，还有失败者的苦闷和委屈。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祈祷不在发生战争，祈祷周遭的世界和人民永远和平。
大事毕，杂事清。顿感一身轻松，想必平静的生活自此开始。
晨送欣然上学，虽一路哭嚷“不要上幼儿园”，但入园后旋即恢复良好状态，主动向老师问好，甚感欣慰。
半日无事，整理欣然近照及此次出游之相片，假以修饰，制作成电子相册，发送至网络。
午饭毕，观今日下载之影片《气喘吁吁》，手法颇感新奇，内容倒觉平常。大胆妄言：葛大爷这一转型之作，注定以失败告终——即使其演技甚佳，但怎奈路数已然定型，改变即失败。
之后，观《凤凰大视野》之《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三集，对国共争天下之首场对决内幕及整个进程有大致了解——正所谓“历史即在一念间”，时过境迁，六十年后的今天，无人知晓蒋公如何在1946年6月6日下令停战，让即将全线溃败、准备分散到兴安岭、满洲里打游击的东北民主联军得以喘息，从而是江山易手。由此回溯至10年前的西安事变，不得不喟叹天不助蒋公，由此亦想起黄仁宇对这位领袖的评价“重然诺，讲义气”。
下午读《凤凰周刊》毕。
城里的秋有些零乱，零乱的出格。以往石头城特有的秋韵，早已被现今这大都市紧张繁忙的生活节拍敲击得越来越弱。或许这就是现代高度物质文明留给人们的遗憾吧！
虽然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庄落，同样有这样颇令如我一样的人感到隐隐不安的趋势，但毕竟不像大都市那样日新月异——否则，我可真的不知道我曾经生活着的乡间究竟还有何可爱之处了。
秋，给我的感觉是韵味十足，清澈、旷远。它的风，它的雨、它的月……，一切都带着绵绵不尽的韵味，如一杯浓浓的香茗，苦中自有甘甜。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王维说这一轮月便是秋天的代表，我以为然。在我的记忆中，乡间的秋月似乎出来的特别早，虽然如此，也只有在暮色完全将天地包容的时候，它的神韵才得以展示。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在月下摆开小方桌，兴致勃勃的说着那个久远的故事，说不完的吴刚，道不尽的嫦娥，此时的月便显得特别高、特别远、也特别亮，偶尔几丝云彩从他身旁掠过，更显出她的轻灵飘逸。它并不孤独，在乡间，只要有一方荷塘、一洼水坑，它便有一个伴。人们常把镜花水月用作可遇而不可求的代名词。我以为这正式一种境界，一份神韵，求之反而不美。秋月比春月，更高远；比夏月，更活泼；比冬月，更飘逸。“月晃花虚馥，风窗竹暗暄”，王维笔下的这种境界在乡间的夜晚似乎更易寻见，也更易感受。万籁参差写明月，瞧！秋月赋予乡村田园的神韵还被写在了地上：树影婆娑，花形落地，写出秋月之韵。
秋风秋雨愁煞人，我不想体会也体会不到这种感受。在缤纷的四季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只有这秋风秋雨。只因春风春雨过于温柔，夏日风雨又过于疯狂，而冬之风雨则又显得过于阴冷。唯有这秋风秋雨恰到好处。秋天的风，令整个大自然变得跃动起来，它让洁白的芦花随风飘荡，它让萧瑟的落叶四处飞扬，它又用沉甸甸的稻穗昭示丰收，也唯有秋风，能让人振作精神，豪气冲天；唯有秋风，能叫人心绪满怀，遐想无限。而绵绵秋雨则另有一番情趣，它洗尽夏日的闷热，冲淡夏日的污浊，它耐心抚慰着焦躁的大地，细心呵护着欢腾的生灵，它让一切昏昏沉沉的事物变得清醒而又安宁。正是由于它们的密切合作，才使得这秋日乡间生气勃勃，韵味十足。
乡间的秋，自然也不是辛稼轩所云的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季节。十月金秋，是收获的季节，天地间充盈着丰收的喜悦，孕育的新生的希望。稻田里，人们正有条不紊的忙碌着，幸福的分享金秋赐与的欢乐。
“自古逢秋多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刘禹锡是我的知己。此时，我读懂这乡间秋韵。
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