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开卷有益”，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是不错的。但有些书是不会开之有益的，首先应是判断，取对自己有益的书籍读，吸收书籍中对自己有益的东西。首先应确立读书态度。按培根的划分，读书的目的可分为装潢、消遣、增长知识。这么一分，许多读者都会偏向于增长知识，而敌视前二者，其实三者是相互依存的。在装潢和消遣中会潜移默化地增长知识，在增长知识中又为装潢作了准备。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一说法有些超然，但不要为读书所累是很重要的。所以消遣是读书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必对其亵渎、轻视，应予一定的重视。

      既然可为了消遣而读书，就不要为读书所累了，随性而为吧，不是所有的大作家、大文豪的大作都是适合的，关键是要吸收好，于己有利。泛泛的读书只会使自己更加不知所措。

      为了装潢而读书，似乎有些过于虚荣，其实也不必十分指责，如果因读书而使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满足，那么这份虚荣心应不应该提倡，是值得商榷的。

      为了增长知识而读书，于三者来说是较重要的，它可为前二者指出方向，作出选择。比如，对于爱好文学的人来说，很有必要系统地读一读文学史，它可为你读书作出更好的选择，给出一个较为完整、清淅和明确读书路径，也可确立正确的读书观，避免到处乱撞。

      读书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读坏书、读死书的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但读好书的坏处却是不显且不易见的。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二面性来说明读好书也有坏处，尽管不会错，但似乎也太不显不见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较为形象的说出了读书的弊端，因为读书太多会使人的理性更强而产生教条，忽略了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力。任何理论和观点都有它的历史的、客观的局限性，而人们又习惯了在这种局限中考虑、分析和解决问题，忽略了跳出这些局限之外所具有的创造力。学识对人也是一种限制，正如许多传统观念对于人的束缚一样，这种限制是不自觉的。知识既可以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同时又限定了认识世界的范围和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知识限制了人的精神自由。

      既要读书，又不要忽略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思考是重要的。为了读书而读书有自欺之嫌，读书应是我们立世的一个侧应，而不应是一个跳不出去的迷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清代顾炎武的名言，大概没有多少人对此提出过异议。

      然而，对于这句话，这两年我却越来糊涂了。

      古人不知地球上除了中国还有好多国家，所以一般说“天下”即指国家。

      我从小就被告知：屈原是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这我承认。他爱的是楚国，他应该爱，因为他是楚国的重臣，楚国兴亡与他休戚相关。说“楚国兴亡，屈原有责”，或许成够成立。换言之，这句“名言”应该这样说：“国家兴亡，政府有责。”

      然而对于普通楚国老百姓呢？他们平日只有纳税服役的资格，从来不闻国内的军政大事。楚国的事情让楚怀王之流搞得不堪收拾，怎么能让老百姓负责呢？

      幸好，为楚国殉难的只有屈原一人，没有多少人像屈原那样殉国。大概谁也不会因为楚国百姓没有像屈原那样自杀殉国而被指为不爱国吧？

      有人认为，国民有殉国的义务。我不这样认为。国家应该给国民带来安全感，而不应该时时让国民感到大祸临头，更不应该在国家面临危机之时鼓励老百姓去当人体炸弹。

      为了国家安全，美国对国际恐怖主义先发制人的做法，是对美国人民的高度负责。站在萨达姆的立场上，这是“野蛮侵略”；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这是铲除邪恶。

 

国家与政权

      中国历史经历了若干个朝代，每个朝代都有个“亡国之君”。

      每次朝代更替，是“国”亡了吗？恐怕不是。山河仍在，人民仍在。亡的是政府。

      清朝一统天下之后，“反清复明”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为什么？是汉族人都不晓得“民族大义”？

      非也！人们发现，清朝的统治比明朝的特务政治更人道一些，人民的生活更安定一些，所以，人们便认可了满人的统治。不久，中国迎来了“康乾盛世”。

      此时的老百姓大概不会认为自己是“亡国之民”了吧？亡的，只是朱明王朝而已，与老百姓实在没有多少关系。也就是说，亡的是某个政权，与“祖国”无关，更与老百姓无关。

      不过，当权者往往乐于混淆二者的区别，引导大家爱国，本意是让大家爱政府。人民爱的是负责任的政府，而不是关键时候将人民当人质的政府。当一个政府尽不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之时，亡就亡吧！

      如果旧政权灭亡，新政权是个开明政权的话，这是历史的进步！

       如果旧政权灭亡，新政权是个混蛋政权的话，这是人民的悲哀。

 

人权与主权

      据说主权是要大于人权的。人权是什么？主权是什么？

      笔者不敢引用外国人的解释，特意查了查国内出版的词典（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原来，人权是指人“享有的人身权利和各种民主权利”，主权是“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力”。

      二者谁更重要？既然是先有人、再有家、后有国，那么，人的权利应该优于国的权力。人们组成一个国家，为的便是让国家来保护人的各种权利，维护社会秩序，而不是让国家的代表者来剥夺自己的权利。

      如果在一个国家中，国民不能享有人身权利和各种民主权利，那么，这个国家的存在与人们建立国家的初衷是相悖的。也就是说，在一个不讲人权的国度，这个国家的合法存在是没有依据的。

 

互不干涉

      所谓互不干涉，就是说无论对方是对是错，都不能干涉。

      在一个没有正义可言的社会里，这样讲是可以的。

      在一个各方毫无往来的社会里，这样做是可行的。

      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世界各国经贸往来日益频繁的今天，想让各国都变得没有正义感、老死不相往来，是办不到的。

      在地球村里，怎么可能做到互不干涉呢？出面干预是干涉，谴责、声明之类，难道就不是干涉？

      就如在一个村庄里，有一家的家长正在迫害自己的家人，暴行令人目不忍睹，丑行令人耳不忍闻，难道邻居就不能去干预一下？如果村民们对暴行都孰视无睹、麻木不仁，甚至还有人认为那个残暴的家长是个英雄，那么，这个村庄该是多么令人恐惧啊！

      不知是文人都多愁善感，还是人常在多愁善感时为文，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很少见到欢愉喜善的作品，即使有也不是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而那些使人深受感染的作品往往都是愁思穷苦之词。中国古代诗人也好将“愁”字入诗，在中国古诗词中含有“愁”字的诗词不胜枚举，如“愁如塞月恨边云”，“百年愁里过”，“吴山点点愁”“无愁不到心”，“新月与烟愁”，“明日黄花蝶也愁”，几乎无处不可用“愁”。

      文人可能是多愁的，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具有愁思，也善以愁入诗，李白的作品中将“愁”字入的诗就有一百多首，“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望海令人愁”，“坐愁红颜老”，杜甫、白居易的诗中的“愁”字就数量上更有甚于李白，豁达的苏轼的诗词中也不乏“愁“字，其它的诗人也不胜枚举。

      古代诗人将愁思寄予最多的是秋与月，这已形成了一个文化，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与“中秋节”就是赏月的节日，也是华夏儿女团聚的节日、乡思的节日，是诗的节日。中国人将秋和月与愁思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氛围，伤秋、怀月都是愁的引申含义，中国人将秋与月赋予了更多的愁思，使人们在思乡、怀人时都习惯望月倾吐，出现了很多的望月思乡、怀人的优秀作品，像《静夜思》就是李白对月思乡，《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苏轼的怀人之作，这些作品都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千百年来形成的这个文化，使中国人对秋与月有着特殊的情感和审美意趣。

秋的萧瑟凄凉的审美特征很容易与人的愁苦之思产生共鸣，秋风惨淡、秋雨凄凉这些秋的特征不就人愁思时的心情照吗？

      “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

       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

       助秋风雨来何速，惊破秋窗秋梦绿。

       抱得秋情不忍眠，自问秋屏移泪烛。

       泪烛摇摇爇短檠， 牵愁照恨动离情。

       谁家秋院无风人，何处秋窗无雨声?

       罗衾不耐秋风力，残漏声催秋雨急。

      连宵脉脉复飕飕，灯前似伴离人泣。

      寒烟小院转萧条，疏竹虚窗时滴沥。

      不知风雨几时休，已教泪洒窗纱湿。”

      秋是容易引起人神思的季节，秋除了具有萧瑟凄凉的特征外还具有明朗高清的内涵，身处豪华落尽，真淳毕现的秋日，也不乏诗人的豪放：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秋的萧瑟、清朗的特征使中国历史上产生许多感秋伤秋的诗，这些诗即伤感又大气，像豪放词风的先驱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羌管悠悠霜满地”表现了秋的凄凉惨淡，“将军白发征夫泪”表现了人的愁思悲苦，但这些在“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大的环境下又显得气魄阔大雄浑，边塞之风浓厚，即使伤感也是壮士的伤感、男子汉的伤感，是直面困难的旅思愁怀。

      秋即萧瑟凄凉又明朗高清，是望月赏月的季节，所以秋与月是常常联系在一起的。

      “秋风入窗里，罗帐起飘扬。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秋高气爽、夜静风清，一个人寂寞地躺在床上，一阵秋风吹来，吹起了罗帐，也吹起了思绪，诗人仰头看到一轮明月，想起了思念的人，他此时也在看着明月想着我吗？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遥怨夜，竟夕起相思。”

      月圆月缺的那轮明月寄托了人多少离愁与相思，中国人对月有着特殊情怀，对月也赋予更多的情思，优秀的咏月诗歌数不胜数，一首《春江花月夜》迷倒了多少文人，又有多少人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神思、明达。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寂寞的李后主缓缓登上西楼，见到的只是一弯残月，那是怎样的孤独与离愁，引起了诗人多少遐想、多少回忆？是否想起了他那别时容易见时难的无限江山？“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那月又寄托了多少离人乡思与相思!“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那月寄托了人们多少梦想与期待!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皎皎空中的那轮孤月她具有的是怎样的气质啊！孤独、寂寞、明静、旷达，像宁静的淑女，又像淡泊的君子，千百年来静静地看着人世间的变化、悲欢离合。

      “一个能思想的人，才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当咀嚼巴尔扎克这句名言时，记忆的快门爆响的是历史深处思想者高大的背影。

      阿基米德宣称：给我一根杠杆，我可以撬动地球。

      ……

      是啊，文明史上，在波诡云谲、起伏跌宕的沧海桑田中，哪一惊心动魂的场面，哪一灿烂百世的剪影，哪一响彻云霄的细节……无不是带着灼热与火焰思想的碰撞、融汇、涌流、喧嚣、奔腾，使其定格为永恒的一瞬。

      思想是青春，能燃烧生命的激情。

      思想是向往，能澎湃生命的力量。

      思想是信仰，能澡雪生命的情怀。

      这么说，或许有人会惊惑于思想的奥秘和魅力。难道不是吗？只要你慢慢回首人类从远古踏来的一行行歪歪斜斜沉重的足迹，只要你稍稍一瞥自己走过的一串串蜿蜓曲折的漫漫旅程，又何尝不深深感喟思想的博大和强劲呢？是苦难酿造的思想，人类才逐渐摆脱愚昧和黑暗，是艰辛分泌的思想，生命才逐渐拥抱幸福和美丽。

      月白风清的时刻， 辉煌的灯光映照着年青学者孜孜不倦的身影，手中翻卷着哗啦啦的书声，轻击着午夜的寂静，而汹涌的心海未必不荡漾思想的涟漪？

      端坐于宽敞明亮的大教室里的莘莘学子，沙沙的笔尖追寻着讲台上的精彩描述，在默默的注视中，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而勃跳的心胸未必不回响思想的潮音？……

      在温暖阳光的照耀下，在甘甜春雨的滋润下，在潮湿春风的抚摸下，这些日夜拔节的鲜活的思想会划破流云，刺穿阴霾，茁壮成枝繁叶茂、巍然挺拔的参天大树，昂首于电闪雷鸣之下，立定在苍天大地之间。

      思者无畏，行者无疆。让行动插上思想的翅膀吧！风靡世界的《果壳中的宇宙》何止是阐释和描绘浩瀚寰宇的深邃与玄妙，其实，它是一位长期瘫卧病榻的著名科学家霍金先生，忍受残损身躯的折磨和困扰，驰骋思想的跑马场。

      无情的时光早已将逝去的日子化为年复一年的一岁一枯荣，但无法风化先哲们仍萦绕耳畔的箴言：我思故我在！

      正如生命需要温暖的阳光、甜蜜的雨露一样，一个积极、健康、开放的社会，也呼唤富有良知和正义的铁骨铮铮的思想者。因为几千年的文明史已经证明：尽管人类崇敬美好的未来，并经历无数代人的浴血奋斗，希望创造出一个幸福的乐园，但时至今日，人类在穷尽自己的智慧创造出高度发达的文明成果的同时，也意想不到的制造出一幕幕啼笑皆非、苦不堪言的悲剧，使人类社会身陷于存在与回家灭的两难困境。

      人类有时是愚妄的。浩瀚苍穹，万千世界，对于造物主以它的神奇演绎出的无穷奥秘而言，人类目前掌握的科学大锁所打开的知识宝库，只是冰山一角。西谚曰：人只要一动脑，上帝就会发笑。而人类却常固执地认为：只要凭借自己的聪明和勤奋，就能人定胜天，成为万物的主宰者，并以堂吉可德的执拗付诸与自然的疯狂对抗与搏斗中。

      我们需要肩扛理性大旗的思想者。

      人类有时是残忍的。与人一样，作为万千物种的其他生命体，属于大地的宠儿，本应同等享有一样的尊严和权利，然而，自从人猿揖别，人聚集成集体组织的巨大力量之后，人类就高傲的沾沾自喜，目空一切，辩称自己为万物之灵，无行之秀，凌驾于万物之上。为了满足自己日益膨胀的贪天的欲望，实现自己所谓种种快乐幸福的美丽谎言，不顾曾与自己和睦相处，朝夕相伴的大自然中的朋友撕心裂肺的惨叫和绝望无奈的泪流，人类那双曾不知犯过多少罪孽的毛茸茸的大手，毫不顾忌地飞舞起寒光四射的的屠刀，血红圆睁的双眼充盈的是掏空魂灵的一丝丝冰冷和麻木……

      我们需要抱持悲悯情怀的思想者。

      人类有时是卑劣的。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沉醉于科技带来的舒适之时，无节制的掠夺和获取，使得工具性的利润和资本演变成人生的目的，日常生活逐渐剥落掉滋养生命的原始的情味和丰富的意义时候，人与人之间就抽象成欺诈、蒙骗、恐吓、暴打、抢劫、杀戮、侵略、威胁、偷盗等的代名词。这些只有人类的想象力才创造出的“奇迹”如今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在这日益功利化、世俗化、平面化的社会里，究竟有多少同胞在文明的铁蹄下恐惧、惊慌、呻吟和挣扎无法统计，但人类惟有的可怕的恶却是昭然若揭的。

      我们需要有道德操守的思想者。

      思想者，善意的揭开文明这块温情脉脉的遮羞布的掩盖下人类的丑陋，让昏然自大、懵懂无知者警觉自省，或许，人类的前程更完美。

      我想。

    新华社供早报特稿

      缅甸政府9月25日深夜在连续多日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的第一大城市仰光和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实施宵禁。仰光禁止在白天举行5人以上集会，但26日仍有大约1万人上街游行。　缅甸官方在处理各地僧侣示威游行时一直保持克制，没有动用武力驱散示威者。以僧侣为主的游行队伍也保持了较好的秩序，双方没有发生大的冲突。

      世界各国对缅甸的示威游行表示关注。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表示，希望缅甸政府不要使用武力。美国总统布什25日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讲话，肆意攻击缅甸等国践踏人权、缺乏言论自由和实行独裁统治，威胁美国将加强在经济等领域对缅甸实施制裁，同时敦促联合国使用外交和经济等手段帮助缅甸人民重获自由。 法国外交部副发言人德萨尼奥25日表示，法国将密切关注缅甸局势的发展，并敦促缅甸当局勿使用武力镇压游行活动。德萨尼奥呼吁缅甸国内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并希望缅甸当局作出“重建民主的坚定承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2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希望并相信缅甸政府和人民会妥善处理目前的问题。姜瑜说，中国一贯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作为缅甸的邻国，我们希望看到缅甸局势稳定、经济发展。 唐家璇表示，作为友好邻邦，中国衷心希望缅甸尽快恢复国内局势稳定，妥善处理有关问题，积极促进民族和解，坚定不移地推进符合缅甸国情的民主进程。这符合缅甸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联合早报讯：

   （仰光综合电）缅甸军人政府昨天出动军警，以武力镇压由佛教僧侣领导的反政府示威，至少4人在冲突中丧命，100人受伤。警方逮捕了200人，其中半数是僧侣。

　　缅甸政府前天深夜在仰光和曼德勒这两大城市实施为期60天的宵禁，并禁止5人以上的集会。不过，大约10万人昨天仍然走上街头示威游行。

  （综合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指，中国反对向缅甸军政府实施制裁，认为并无助稳定缅甸局势。

　　缅甸昨日武力镇压由僧侣带头的示威者，造成逾百人死伤，大批僧侣被捕。

　　世界多国都希望中国能运用对缅甸的影响力，逼使缅甸军政府停止镇压示威者。

 

事件：缅甸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军政府武力镇压，造成伤亡。

态度：中国——不干涉，希望并相信缅甸政府和人民会妥善处理目前的问题.(我很失望没看到人话）

           美帝国主义和西方国家——王八蛋军政府胆敢以武力镇压人民，制裁你丫的，并且敦促联合国出来说话，不能白白看着老百姓送命啊。（美帝和西方国家太霸道，自己的事都管不了，还管别人。）

报道：中国——政府态度好，后果不严重

           外电——枪响了，死人了。

      我就不明白了，同一个事情，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广大农民的思想意识是由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过去一些理论家谈及农民，只强调了他们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一面，以及他们被压迫被剥削的特点。于是在分析其思想意识时，如果注重后面的一点便赞扬其革命性，若是看重前一点，则强调其保守性。如果两者兼顾，就会说农民是革命性与保守性共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这就叫“辩证的”看问题。实际上，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秦晖在他关于农民学的著作《田园诗与狂想曲》中讲到，在农民的“独立人格、自由个性、主体意识沉睡状态下，即使取消‘强制’，造成的也不会是自由，而是宗法式的散漫”。

      农民有革命性的一面，首先我们对革命性一词应有正确的理解。过去，我们所理解的革命总是与造反流血联系起来；实际上，革命的精义在于进步。因此，经济是否发展社会是否进步才是衡量革命的尺度，并非只有暴力流血才是检验是否革命的试金石。

      中国农民的革命性更多的还是表现在日常的生产发展、经济进步与财富积累之中，以及由于这些渐变所导致的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在中国历史上，这种缓慢的变革比那种足以扫荡一切财富积累的暴力变革更重要。可是因为它是逐渐的、不易被察觉的，所以也被人们所忽视。

     实事求是地说，皇权专制社会里，最革命的不是那些辗转沟壑、为求生存揭竿而起的造反者（如李自成、张献忠），而是默默无闻的自发势力（江南苏州宋江一带那些半是手工业者的劳动致富者）；不是在未庄里那些穷途末路，梦想着“造他妈妈反”，从中获取些个人好处的阿Q，而是太湖周围小镇富裕的和追求发展的农民。

      从绿林剪径到占山为王，聚啸成群揭竿而起的农民，在古代就都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或登诸史书，或写进说部，众口一词誉为英雄好汉。迟至民国年间津浦路劫车的孙美瑶，在今人的笔底也还网开一面。怎么到了今天，离乡的农民，失业的民工，稍涉抢掠，拦路生财，一下子就沦为车匪路霸，得到骂名了呢？——邵燕祥《书呆子的见识》

      读了几篇文章，心中郁闷的紧，胸口好像堵了块石头，总要把它吐出来才好受些。

1《沪版<历史》：短命的与速成的》

     去年9月1日纽约时报的一篇题为《毛去哪了？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的文章彻底改变了曾经被誉为“酝酿八年的进步”、仅仅在全市范围内投入使用一年的沪版历史教科书的命运——废止使用——这可能是新中国教育史上最短命的教科书。

      至于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文章自有详述，我不赘言。我这里想罗列一下文章中提到的部分教育部专家对这套教材的评价“编撰者思想混乱，使该教科书既脱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也脱离中国史学发展实际，‘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比比皆是，‘上海版历史教科书离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只讲现象不讲本质——在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学术方向上都存在严重错误。”

      什么混账逻辑，我想请问——什么叫淡化意识形态，为什么离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一定会出想这么多方面的“严重错误”？，这段文字决不是学术批评，赤裸裸的文革语言！在倡导价值思想多元化的今天，还是死守教条陈规不放，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把人的思想往一个方向拉，并且规定只有这个方向才是正确的，这不是扯淡是什么？我从来不否认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整个世界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西方学术界对此也早有定论，在评选世界伟大思想家的时候，马克思不也是名列前茅吗？这说明只要是人类的文明成果，无论地域宗派信仰的差别，都应该给予承认与学习。但这并不能说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正确的东西，只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才是我们必须要学而且唯一正确的东西——这种观点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随着时代的进步，公民意识的觉醒，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不会那么好糊弄。在学术上提一点新的东西，在观念上有一些新的改变，天塌不下来——如果仅仅这样，就出现问题，那么是不是说明有些东西过于脆弱，而如此脆弱的东西，即使塌了，我以为也不足为惜。思想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状况一日得不到改变，中国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永远都是空谈！

2《土改学：划阶级成分》

      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摆事实不讲道理”，因为“道理自在人心”。看完这篇文章以后，我突然有一种想要呕吐的感觉，是国民的劣根性使然，还是权力新贵（或是企图成为权力新贵的人）的搞法太卑劣、太无耻？

      诸君请看：

      “真正的悖论是，土改划阶级本来依据的是土地引起的贫富差别与剥削，但在有这种差别时，并没有划分出阶级，而在土地被没收、剥削被消灭之后，才有了阶级的划分。地主失去了土地，才成为“地主”；贫农得到了土地，却被称为“贫农”。“阶级成分”是在互换了各自的地位之后，被划分出来的。这种森严的阶级划分，其实是一种权力与身份的虚拟，所以学者黄宗智将它称为一种新型的“种姓”制度，是不无道理的。”

      “划阶级成分可以说彻底变更了农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旧的乡村秩序是以宗族、学识、财产、声望为根基的，这一切都被“阶级”这个新概念颠覆了。那些过去主导了乡村社会的地主和富农们，在土改中是被批斗、控诉的对象，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成为被管制、镇压的对象。它不仅摧毁了原来乡村精英的社会与经济基础，使他们“权威失落、土地被分、声望扫地”，更通过授予不同阶级以差别各异的政治权力，达到了社会动员与社会控制的目的。划阶级成分，其实是重组国家权力的第一步，目的就是通过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来显示新政权和以前穷人的力量。”

      “村里挖浮财时，从张拖喜家挖出了200块大洋。这是张拖喜兄弟的血汗钱，为了积攒这点家底，两兄弟常年辛苦劳作，寒冬腊月还磨豆腐卖，根本谈不上剥削所得。但因他们在挖浮财时出口伤人，得罪了几位“积极分子”。工作队便认为，既然村里搞出了八九户地主，就一定有恶霸，于是张氏兄弟被定为“恶霸地主”。分局领导得知，表扬了工作队，要他们扩大战果。斗争会上，村里农民了解两兄弟为人，反而求情的居多。最后，只好由一个工作队干部站起来宣布：“张拖喜、张拖长罪恶累累，他们欺压群众，打骂老百姓，不杀不能平民愤！搞土改就是要打封建、斗地主，对恶霸分子不能心慈手软。”于是，张氏兄弟当场被两个“积极分子”执行了枪决。”

    我还能说什么呢，这上面说得已经很清楚了。这样的文章能登出来，我们这个社会确实进步了。

3《八国联军是怎样在天津搞拆迁的》

      拆迁是个敏感的话题，看看当下的中国，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让许多地方都面临着拆迁问题，关于拆迁的报道，负面居多，正面多半是官方伪造。这篇文章引起我的兴趣，不仅在于也是关于拆迁的。更主要的是侵略者在被侵略的地方搞拆迁，时间是100多年前，真他妈有意思。

      摘一段给大家看看：

     “在这个洋衙门对中国的反抗势力进行无情镇压的同时，它也开始了对战后混乱的私有财产的登记整理工作，向能够出示财产证书的人发放房产证，并颁布了契约注册办法。

      毋庸置疑，尽管是占领军政权，它还是将西方的契约精神带到了这个军政府的运作之中。1900年11月19日，在都统衙门的第70次会议上，明确宣布“凡因修筑道路需拆迁民房，均须提前一个月通知房主”。

      三天后，都统衙门会议确定要从日租界北界至御河桥建造一条沿河马路，需要该地段住户全部搬迁。会议明确要求，将向拆迁户支付赔偿费并可另拨地皮。同时责成路政官列出搬迁的全部名单，以便进行公共工程规划。

      随后，都统衙门在第73次会议上，专门讨论了拆迁的征用费问题，责成公共工程局局长、丹麦工程师林德(Linde, A. de)就沿河房屋提交估价报告，并由汉文秘书、司库和司法部长组成的小组委员会先行审核该估价报告，尔后再提交都统衙门委员会。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房屋拆迁的补偿办法，规定同时给予每位房主三方面的补偿，一是房屋价格，根据都统衙门综合专家分析确认后的房价执行；二是各类宅基地皮均以每亩75两支付征用费；三是在其他地区免费划拨同等面积的宅基地。   

      实际上，这是一种土地置换性质的拆迁，除了置换相同面积的土地外，拆迁户还可以获得房价补偿和每亩75两的征用费补偿。而当时，因中国贸易出超，白银大量外流导致银贵钱贱，75两白银具有很强的购买力，相当于五品官的一年俸银。”

      又给钱，又给地，我没搞错吧？

      昨读书至子夜。把儿子哄睡着的时候已近10点，虽然感觉有些困倦，但还是被最新一期的《读库》上开篇文章所吸引，题为《半世沧桑》，主要记叙的杨步震先生在1949年前的经历，出生，家世，读书求学，投笔从戎，婚姻爱情及所作为一名国民党军官所经历的抗战内战。文笔朴素，感情真挚，特别是作为败军之将对那一段历史的描写，更让我读到了一些新鲜的东西。作者虽然很早就投身军旅，但由于从小接受过严格的私塾教育和学校教育，因此叙写中体现出良好的文学功底，与悲欢离合的纪录中，让我触摸到那个年代的一些印记。

      中国的历史传统让我们这个国度从来不缺乏“官史”，历朝历代都把修史作为大事，以此体现盛世风貌。一部二十四史，煌煌数千年，纵横捭阖，议论风生，但描述的却是朝代更迭、国家易主的历史，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历史，是胜者强者统治者的历史。我从不否认官史中的人物都是当时身系天下安危的重要人物，我也不否认作为国人应该有了解这些历史的必要，然而，从更多更普通的如我一样的老百姓而言，我们可能更关心历史中的千千万万的平民是如何生活的，如何娱乐的，当时的人情风俗如何，世态风貌怎样？和我们现在有多大差距？

      这些东西，恐怕在官史中没什么踪影，即使偶尔见者，也一定是一笔带过。这让我们总觉得有些缺憾。所以，我特别希望能读到向杨步震先生这样的以小见大、以管窥豹的自传形式的个人历史，真实感特别强，少说教而重事实，读完大呼过瘾。

      原来，即使在那段年月，同是炎黄子孙的国民党也不是怯懦之辈；亲民爱民保家卫国之举也不尽是共产党的专利；蒋介石治下的中华民国也一样有太平盛世，也一样让杨先生感到美好的东西……还有很多原来，恕我不一一赘述。和而今厚如砖块铺天盖地的史书相比，我更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杨先生不必为立场问题所困，更无党派利益问题烦扰，历尽沧桑行将就木，没有必要不叙写真实。

      乱发了一通不着调的议论，乏味。想起一段趣事，聊以一笑：

      就在我读得入迷的时候，妻子捧着我昨天刚拿到的余世存先生的《常言道》一书，问我：里面有一段文字，说明史学家吴晗1941年想要出书，出版社回复他‘需将红军之起，改为民军之起便可出版’，结果吴晗却说‘书可不出，字绝不能改’。”明代就有红军吗？我对妻子说，彼红军非此红军也？你的历史知识太贫乏，害得妻子朝我直瞪眼。

      读书之乐乐何如？绿到窗前草不除。

      昨晚，正用小车推着儿子在长江路散步，突然电话响，拿起一看，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按下接听键，传来了曾经很熟悉的声音：“祝老师，我是朱颖东，今天是教师节，我祝您节日快乐。”一阵惊诧之后便是忙不迭的答谢，询问起相关的情况，很开心的聊了一会儿。放下电话，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和我相处三年的小姑娘——个性倔强，非常有主见，经常和我在教室里就某个问题大吵大闹的孩子。虽然我经常被她气得说不出话来，但我一直对她有着很好的期待，因为我认定这样一个孩子将来不论做什么，都是一个敢想敢干能担当的角色。毕业两年多了，还记着我，我很高兴。

      这边刚放下电话，“嘀嘀嘀—”，收到一条新的短消息，查收，原文如下“祝老师节日快乐，你永远的学生谢雨辰。”简单的一句话，让我感动不已——虽然不做老师很久了，但孩子们还没忘记我。这个小丫头特别文静，特别害羞，钢琴谈得好，文章写得棒，绝对是我心目中的好学生。清楚得记得因为一次不公正的遭遇，她在我的办公室向我哭诉了一个小时，在整个过程中，她没有一句替自己辩解的话，只是反复的说着“这么做不公平！”是啊，我的学生——小学生在我面前强调要公平，我很高兴，我相信，她的将来不仅自己会公平的做事，而且也会发出公平的吁求，实践公平的理念。我回了短信：“谢谢，你永远是我的好学生。”

      估摸时间差不多了，正准备带儿子回家，电话又响起，原来的搭档臧老师告诉我，学生们聚在学校，一定要看看我。我很快的把儿子送回家，径自走到学校——踏进校门，进入教学楼，走到办公室，一切都那么熟悉。一群学生见我来了，迅速向我围过来，大声地叫着“祝老师好祝老师好”，几支漂亮的鲜花涌到我的面前，让我恍惚觉得有些陌生。静下心来仔细看，都长高了，成熟了，依然保持着我记忆中的形象，曾经让我头疼的孩子，曾经让我感动的孩子，曾经让我佩服得孩子都来了，都来了，特别让我欣慰的是大家因为同学的缘由在一起相处如此融洽。小柳瑾还是一级棒，听话懂事乖巧刻苦；赵雨晨还是没有变化，还没说话先脸红了；张士宇长成一米八的大小伙了，言谈间还是那么可爱，那么单纯；杨玄、吴光业、杨俊逸看上去还是很调皮，但是说话显得成熟许多。

      离开校园的时候，说实话，我很失落。虽然对于不做老师我在前面有过许多文字的分析，高尚的庸俗的还有言不由衷的，但是此时此刻，我突然想问自己“祝鲲鹏，你觉得你除了做老师和学生在一起，你还能干些啥？”

      我的妻子还是老师，我的朋友基本都是教师，我想我会一直关注教育，一直关注这个曾经在我生命历程中留下深刻印记的职业。我感谢我可爱的学生们，是他们让我感受到我曾经存在未来不见得还存在的价值。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最近的文字之关乎风月，流连于儿女情、父母恩，这固然不错，但一段时间无关宏旨，无关思想，终不合我之脾性。

    其实也属无奈，思想里没什么新东西进来，言谈间皆为陈词滥调，何来功力谈大事？

    昨晚一本《书屋》，今晨一张《经济观察报》，有了表达的冲动：

    卢周来——《白领经济学》

    “白领为了更紧地依附其‘主人’，不仅需要出卖时间和精力，同时还要出卖人格。这些人以周或以月为单位出售自己的微笑和友好的表示，他们必须时刻约束自己的愤激和冒犯倾向；在‘主人’并不领情的情况下，身份焦虑就出现了：‘我是谁？我属于谁？我的工作意义到底是什么？’而所谓压力，也是在确证自我身份过程中必须依附于他人而不得不超出自己正常能力范围去听命于他人，承担起那些找不到自我且无法实现自我的任务所形成的。”我很希望这段文字描述的不是我，但是我又不面对其中相当的叙写就是我真实写照的现实。有两点是底线——不出卖人格，不丧失我之为我的个性。

    许志勇——《国家是为了人——写在国家赔偿法修订之际》

    “国家是属于人民的，人民建立国家是为了自身的安全、福利等利益，人民通过税收养活国家公务人员为公众服务，这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理念。因此，国家不是目的，人是目的，人是包括国家在内的一切社会组织的目的。因此，国家要尊重和保障人权；我们必须破除过去那种只见国家不见人的极端集体主义观念，要认识到国家是为了人而存在，国家必须重视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国家赔偿法里所当然的应该扩大赔偿范围，赔偿归责原则与赔偿范围应当与民事赔偿基本一致，国家赔偿的数额不应该只是补发工资，应当有一个合理标准；人是精神的动物，当一个人的精神受到伤害，国家应当给予精神赔偿，数额界定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这不应当成为阻止赔偿的借口。”我不是法律工作者，但是对于中国许多法律条文因为滞后所造成的一些问题甚至是笑话却深恶痛绝——按照几十年前的铁路安全相关法规，火车撞死人赔偿的最高限额据说是300元；“劳动教养”、“双规”、“户籍管理”等等只有在中国才有的特色是否有“违宪”的嫌疑？法制是民主的保障，希望我们的法制进程能快些，再开些。

       秋风——《管理的迷信》

       政府决定把自治的权利还给民众，那就应当由他们自己选择治理本社区的最优治理模式，管理本社区的公共事务。　　

　　孔夫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新近修改的《物业管理条例》终于为物业公司正了名，将“物业管理公司”变成了“物业服务公司”。仅仅剥夺物业公司从业主那里僭取的管理权，还是不够的。近几年来，笔者一直撰文批评“物业管理”概念的荒唐。假如一家企业自己拥有房屋产权，并直接向企业或居民出租，为此而成立的经营公司当然可以叫做“物业管理公司”；但在一般小区，房屋产权显然属于业主，物业公司不过是业主们集体雇佣来提供服务的，却冠以“管理”之名，要管理不属于自己的物业，甚至要管理业主，岂非喧宾夺主？

　　奇怪的是，这个“管理”的名义，却是由政府以法规的形式授予的。政府何以会犯这样明显的用词错误？推测起来，此一概念的误用，大约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政府确实曾经想让物业公司部分地承担起管理业主的职能。

　　中国固有治理体系的基本特征是把所有人纳入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中。以城市人口为例，计划经济时代，人们被组织进“单位”中，其工作之外的生活则由单位的家属委员会或公共的居民委员会管理。但随着私人经济发育，大量人口不再属于“单位”，城市改造、扩张，居委会也难以同步跟进。而且，离开了熟人社会，即使成立居委会，“小脚老太太”们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试图用物业公司来填补管理的空白。因为，物业公司确实掌握着居民们的相关信息，又时刻就在居民身边可以进行不间断管理。这就可以解释一个乍看起来相当奇怪的现象：政府法规授予物业公司大量权力，相反，业主们要成立一个业委会甚至是一件难事。在物业公司与业主发生纠纷的时候，基层政府相关部门几乎不假思索地站在物业公司一边，尽管在这种纠纷、冲突中，作为企业的物业公司相对于单个业主，本来就处于强势地位。

      最近整个人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终日陷于繁琐无聊的事务，很少有时间看书学习，很少有时间独自考虑一些事情了。思想有些落后，有些迟钝。

      一周又结束了，想想已经很久没有像今天这样坐在这里安稳的写几个字，喝几口水。当然，目前我还不能确定这种状况能延续多长时间，说不定电话马上就响起，我又得开始忙碌——我并不是怕做事，我只是怕自己做的事连自己都想不明白哪怕有半点价值——如果非要说价值，那就是磨练我的忍耐力。

      我现在纠正我刚进来的时候得几个错误想法：其一，比较清闲，有时间看看自己喜爱的书，做做自己喜爱的事。事实证明不是这样的，我必须和各种各样的大人打交道（这远比和孩子们打交道困难的多），在许多外表看来高尚无比正义凛然的而实际上就是糟践钱糟践人糟践思想的事清理耗费时间。其二，我可以把事情做得生动些。错，如果说以我的个性做老师还有些自由度的话，这里就完全不用去考虑这个问题，从内容到形式，不可以越雷池半步。以往我按照我的思路上课、做研究，虽然面临许多议论，但是我可以置之不理——在同行面前，我很自信，既不比你少读一本书，又不比你少想一些事，我凭什么按照你们说的来呢？哪怕你是什么特级、什么前辈。在在不行，再同行面前，我也很自信——但是这种自信在权力面前只能自我保留而不能转化为实际的行动，这个东西为什么这样搞或是那样搞，不在于关乎你个人素质的任何一方面，只在于你位置如何——我比你大，就按我的来。

     我现在公私特别分明——绝对不会把工作中的事情带到家里，哪怕火烧眉毛，哪怕还有万儿八千的字等我去码。离开单位，我可以做回自由的我，我只属于看书喝茶带儿子的自己。生活就是这样，你必须扮演各种角色并承受由角色带来的问题——演悲剧、演喜剧、还是演正剧，只有自己才知道。但是，重要的是无论演什么，只有在做回本真自我的时候，才是你演得最棒的角色——因为那不要演，那时真的——真的，就是好的。

      周六去了趟高淳。连着以往支教去过的三两次，这个地方也算是我去的比较多的南京周边地区了。

      这次去感觉不同以往，首先是天气格外凉爽，坐在车上，秋风秋雨在我的眼里第一次那么可爱，特别是在经历了酷热难耐的盛夏之后，，第一次感受到凉爽的滋味，舒畅无比。沿途的风光更是让我目不暇接，整整四十分钟，汽车行驶在丘陵地带，时而上坡，时而下行，眼前刚刚还是大片大片的葡萄林，转过一个弯口，却又呈现出翠绿翠绿茶园，道路两旁始终点缀着红的、粉的、黄的不知名的小花，配合着让人欣喜、让人明净的绿色，就像是走进了人间天堂。我第一次看到一群群白鹭在天地间自由自在的飞翔，或是栖息在枝头整理自己洁白无瑕的羽毛，或是漫步在池塘边觅食，或是三五成群的低飞鸣唱，或是独自一人翘首远望，此情此景，迎合了这条路的名称“生态之旅”。 空气是那么清新，我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其中夹杂的淡淡的清香味，不由得让我贪婪的张开嘴巴，狠狠的呼吸着这在城市里绝没有的东西。真是一个好地方！

      想起了前年到高淳支教，怎么也没有今天的心境——一节课准备很充分，特别是我经过精心设计的课件，更是希望能在上课的过程中给乡村的同行们露一手，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我遭遇到了停电。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中彩票的机率，被我碰上了。好在本人多少还有点大将风度，依然在领导和同事们担心的目光下，靠着一支粉笔把课比较完满的上下来了。大家对我赞赏有加，当然我并没有觉得什么——做老师的，没电还上不了课了？岂不是笑话！现在说说轻松，当时的心情未必如此。

      今天是新学期开学的日子，祝福我曾经的同事和学生们新学期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