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不是为一篇文牍所累，昨日就该读毕的，果若此，则五天五本书、五篇文字的记录恐将成为我的“第一”呢！
至此，我读完了《晚清七十年》，读完了唐德刚先生笔下“旧时代夕照犹存，新时代曙光未现，一段青黄不接，动荡飘摇的暗淡岁月”。
这最后一卷自然该到国父、洪宪皇帝粉墨登场，来演着风雨飘摇中的帝国最后一幕。大清帝国之最终倾倒，历史之潮流也，“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口号一喊，墙倒众人推，这僵而不死的百足之虫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大清帝国，实乃，嗯，口号喊倒的！——只是，鞑虏是驱除了，民国何在？
所谓历史容不得假设，倘若当初的小华侨孙逸仙博士上书李鸿章得逞，为老人家赏识，倚为肱骨，引导国父走上立宪改良的道路，则后来的历史又是另一番结局了。不过话说回头，以余私见，这个国父总有人来当，没有孙博士，还有王博士、李博士，只是孙文先生抓住了那时段的主题，上书不成，一怒而革命——孙先生的革命，终其一生，也就是两件事：周游世界到处筹款；组织团体武装暴动，可惜一事无成，用先生自己的话说——我不名一文，唯有革命之精神。因反动而为清廷通缉，惶惶如丧家之犬，在美欧各国之间颠沛流离，不想却为此暴得革命大名，竟成为当时之精神领袖。即使如此，在武昌首义之时，我们的国父竟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卢姓人家做茶房呢，一日正在端茶倒水之际，收到国内的电报——民国即成，回去当总统吧！至于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再到国民党再到革命党，这其间的分分合合，林林总总，不赘言矣。
据传曾有人当着袁总统的面，将它比为汉末曹贼，不想袁老四不仅不怒，反而莞尔一笑，似乎颇合其义。中国历史上，死后背负骂名的统治者得算上他一个，就我个人经验，自小以来，我总是不停的被告知袁世凯就是一个出卖革命党、篡夺革命果实，逆历史潮流而行帝制的头号大混蛋，渐渐的，我发现什么秦始皇啊，隋炀帝啊等诸多和他有同样命运的家伙，或多或少都还能看到一些“平反文字”，就是这个袁世凯，“牢固的历史地位”从未动摇。其实，纵观其一生所作所为，他在内政、外交、军事、经济各方面的领导才能，即使把清末明初所有的风云人物，统统摆出来PK一下，论将相之才，无出其右者——这也是李鸿章大人知人善任，死后向老佛爷力荐的原因。海外论史者有云，袁世凯实乃“治国之能臣，乱世之枭雄”，此论虽有过誉之处，大体是事实。十二年朝鲜将兵的经历，不仅让青年袁世凯在满朝积蓄了“知兵”的名声，更让他在和各个妄图对朝鲜有所企图的西方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有了办外交的经验，自1901年至1907年，袁世凯实际上是大清帝国的宰相，此期间，他小站练兵时的“武卫右军”为基础，训练出一支精锐的、现代化的国防陆军，即后来有名的“北洋六镇”；此外，我们这位袁宰相还训练出一批现代化的警察部队，民初京、津两市享誉世界的警政即拜其所赐，据说迟至1927年，国府定都南京时，为着首都市内的安全、秩序和门面，还专向北平、天津借调了这批警察呢（我此时亦在借调之列，由此观之，能被借调，实乃荣誉也），其他如废科举、建学堂、兴科技、开路矿、办邮政、搞币制等诸多方面，袁世凯皆有建树。“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那个时候，一个政客，一旦背上‘皇帝’之恶名，就会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遗臭万年了”（023页）前后关照，两相对比，我倒想说，那些虽都有做皇帝之实，却偏偏以“主席”、“总统”向人民打马虎眼的人，不才只能以“伪君子”称之了。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柳宗元的这句诗是我老早就想好的标题，我想以此来说明，唐先生的估计显然是乐观了，忆往昔，看今朝，三个阶段，两次转型，这第二次转型真就如唐先生所想的那样“大概2040年，能有个定型，走出波翻浪涌的‘历史三峡’，踏上‘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的坦途？”，目下观之，我实在表示怀疑。
读此书，写此文，不为哗众取宠，不为标新立异，只想于浩阔的历史长河上，穿过障眼的迷
雾，向后看，能看得真切一些，向前看，能看得准确一些。仅此而已，仅此而已。
昨晚，与球友酣战数小时，臂膀酸痛，竟至举箸提笔，亦有不便，然读书不敢废——阅读一旦进入状态，直如同战前两军对垒，不提刀跃马，取敌将首级，心有不甘——眼下，我正如此，看来这五卷本不结束，手头的那些报纸、杂志还得积压下去。
书接上回，这专制老妇人如何就从一个“凡事留退路”的“政治家”退而为“女人家”，在庚子变乱中惊慌失措，进退失据呢？唐先生条分缕析，不啻从内外局势、美俄密档中搜寻出许多事实真相来，还运用现代心理学原理，为我们一解这位让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惨遭荼毒、千万里大好河山风雨飘摇的专制老妇人的心灵密码。
戊戌之后，慈禧未费吹灰之力，囚了小皇帝，杀了六君子。不想自己家事却引得洋人的不满，各国纷纷对“变法图新”的小皇帝表示同情，洋报社论甚至将老妇人看做是饱受专制的象征，欲出面干涉，逼迫慈禧“归政”，这下可捅了老人家的“痛处”，由怕洋人转而恨洋人——这帮不知好歹的家伙，在我国中大肆吃喝抢掠，不跟你们计较也就罢了，这还管起我的家事来？恨则恨矣，实力不济，也没办法。
历史的许多大事件都是由许多偶发的小事件引起，这不，曹州教案一起，德国人便占了胶东，各国亦纷纷步其后尘，在原先势力范围的基础上，大肆提高价码，使劲的欺负起老大帝国来。
办洋务在行的李大人，亦因北洋战败而独背骂名，被下放两广，朝中权柄和卫戍军权，皆落入颟顸无知的“载”字辈“四人帮”手里，只顾争权夺利，只顾吃喝享乐，但凡有一根“稻草”，这只步履蹒跚的骆驼必死无疑。
“稻草”就是义和团，星星之火终于燎原，山东毓贤的“拳可用、民可使、匪必剿”的策略终于让这些大搞封建迷信、“带功讲座”的拳匪们沸腾起来，一封虚假的情报让老妇人终于下定决心，一日下书向十一国开战，并破天荒的掏出十万私房钱，鼓励义和拳进京剿灭洋夷，一时间，或三五十，或七八十，被袁世凯从山东赶到直隶的全民纷纷涌入京师，这帮“乌合之众”竟要“扶清灭洋”了。——结果却闹得“扶清”不成，“灭洋”未竟，反引得八国鬼子杀入北京，奸淫掳掠，上演了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一出悲剧——为此悲剧买单的，不是罪魁祸首老妇人（逃就逃了，还非得说是“西狩”，真他妈扯淡），乃我中华同胞，家破人亡之余，每人还得陪上一两银子。
京师闹腾的厉害，隔岸观火者，两广老李也，面对西太后“进京共纾国难”的一日数电，鸿章大人迟迟不动，眼看着孤儿寡妇、我大清帝国就要“个屁着凉”，老人家非但不进京勤王，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起了“东南互保”，这一帮汉臣新算盘都打好了——倘若慈禧完蛋了，就涌李鸿章做总统，共图国是——此时，连孙逸仙博士都是这么想的呢！不过后来，老李还是从大局出发，北上还京，独撑朝局，施展挑拨离间的神功，上下打点，左右斡旋，硬生生的让帝国主义者接受了我们是“受害国”而非“战败国”、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是“助剿匪乱”、向各国宣战是“矫诏”等诸多条款，虽然陪了数不清的银子，倒也避免了被“瓜分”的厄运。当然，英国主使、美国跳梁的《门户开放》，主观上虽则为了维护英美的利益，但客观上确是保住了俺们大清帝国“领土完整”的事实。
“九一八”之际，学生闹事，要求对日一战，陈布雷先生曾有雄文一篇《国民政府高学生书》，有云“可战而不战，已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已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以我愚见，“同治中兴”以来，洋务颇具规模，当时若能以“稳定压倒一切”为最高原则，“韬光养晦”，哪怕是忍气吞声，积极营造国内国际发展的和平环境，假以时日，待国力日盛时，再图大计，则历史难料。
中日黄海一战和慈禧对十一国宣战，皆属“不可战而战”，或为专制者私利，或逞武夫之勇而和洋人拼命，得不偿失。由此观之，李鸿章不失为晚清第一的战略家。
虽然这一册较之上册多出50页，但是还是抓紧时间读完了。
雄文八篇，所获甚多。特别是对甲午海战及戊戌变法的历史，认识更为清醒——清醒处不仅是两段史实，更在于铸就出这两段史实的内政外交、人物时势。
时至晚清末季，我中国诸般不如人，不亡无此天理（胡适语），激愤致辞，亦剀切之语也！
“以一校一级而战一国”、“以一人而战一国”，岂有不败之理？老佛爷为了“归政之后”有一处安享清闲之地，竟至动用千万海军军费大修颐和园子，致使1888年之后，原本世界第八的北洋水师再未进一艘快炮快船，撮尔小国日本占得先机，则大东沟黄海一战，胜负立判。李鸿章之“避战”实属无奈，且看李在黄海血战前半月密奏光绪帝的折子，在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实力差距之后，有这样一段文字“今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后，我军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倭人心计谲深，趁我力难添购之际，逐年增置……海上交锋，恐非胜算。”且看这“时艰款绌”一句，“时艰”是事实，内乱方平，外敌环伺；“款绌”则未必，老太后“四万两一天的宫廷生活”，为修园子停购舰船两年，只是一己私欲。有此昏聩之专制者，纵使诸葛再世，亦难回天！所谓“倒霉的医生治病头，走运的医生治病尾”，百年之后，回看那一段历史中林、曾、左、李、胡、张、刘、陈诸公，皆为不世出之才，即使国共两党兖兖诸公中，能匹之者，几人欤？只是他们医术再高明，也只能是一个倒霉的医生——他们所要医治的是早已病入膏肓，朽烂不堪且行将坍塌的帝国，时也，命也。
作者有云“粗浅说来，‘革命’易而‘变法’难也，盖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革他人之命则敌我分明，对象显著，而手段单纯。变法者，变自己之法也，变自己之法，则对象不明，敌我难分，而手段亦千变万化也……”深以为然。然难则难亦，百十年前，为着“保国保民保种”，幼稚且可敬可悲的小皇帝还是在祭起了“变法”大旗，真就要在“办洋务”这一科技现代化之后，搞政治现代化了。“专制者没有退休的”，一句话就注定了这百日既“变不了法，也改不了制”，康梁诸位，梦想着联合“囿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的小皇帝，就此掀起中国“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未免过于天真了，“头颅掷处血斑斑”，直落个“时运不济，命运多舛”的悲惨结局。变法事业未竟，但变法精神从此在神州大地传播开去，自戊戌至辛亥，民间各种组织如雨后春笋生机勃勃，西风这一东渐，聚众就难免滋事，社会转型遂由“缓进”变为“激进”，孙逸仙博士粉墨登场了。
儿时看过一部《甲午风云》，老艺术家李默然将邓世昌这位北洋海战的英雄演绎的神形毕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于丁汝昌、刘步蟾、方伯谦则均作为反面人物处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唐先生专节“为黄海血战平反”，爬梳浩繁史料，一一击破英国瘪三泰勒尔的所谓“亲历记”中的谎言，为大批殉国的英雄们正名。
“其时僚属有以就生木给世昌者，世昌推木不就。当年海军将士生活西化，世昌在舰上本蓄有二犬，如今该犬亦随主人同时坠海，此二犬希图搭救世昌，乃衔其臂不令沉没，世昌推去之……将来如有朝一日，我黄海血战殉国将士喊冤得雪，立碑平反，则此两头义犬，也应该勒石纪念啊！”
山河破碎风飘絮，国事浮沉雨打萍。
自晨开卷，至此搁书，凡195页。读得畅快淋漓，大呼过瘾。
既非“编年”，也算不得“纪传”，只是六篇文章，却将太平天国那一段历史写得风生水起，对其兴盛衰亡、前因后果及至影响所及，上下求索，内外勾连，有理有据——唐先生深得乃师适之先生治学遗风“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绝不说十分话”，严谨之余，则操之纵横捭阖，议论风生，诙谐幽默之语，时有思古及今、品评当世政治、人事之“妄言”，读来口舌生津，胸有波澜。一一录于当下，分享并就教于诸友朋。
其一，《论晚清周期性内乱及洪杨悲剧》。余以为，说“洪杨事”只是一由头尔，其旨在以下这段话语“农民起义之初，类多为零星土匪，在乡里打家劫舍。直至腐化了的官府不能禁止之时，他们就渐渐的彼此吞并裹挟，变为股匪了。发展至此，一些失意而有野心的文人、知识分子就要加以利用，其中……都是农民暴动领袖中的佼佼者。他们利用农民的方式虽各有不同，然其志在“打天下”、“建朝廷”、“做皇帝”的道路则基本相同。”揆诸数千年中国史，莫不如是。之外，对于洪杨事起的原因分析，别有一格。由原先广州“一口通商”到鸦片战争之后的“五口通商”，使得靠垄断出口贸易而至繁荣发达的广州经济衰微，及至靠十三行生意养家糊口的千千万万肩挑贸易、摆渡撑船的船夫贩夫失业而至破产，成为“太平天国”起事的重要土壤，至于洪匪秀全如何利用广西尚未开化和“土、客民变”而趁机妖言惑众，作乱谋反，书中分析极为正确。
其二，《太平天国故事在检讨》，此文当为此卷之核心篇章，由诸节目录可以窥见唐先生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态度。如：“改朝换代”与“改朝换制”；洪天王就是凯撒琼斯；邪术惑众和聚众滋事；“太平天国”是宗教名词；金田“团营”是怎么回事？等等，虽然作者认为从宗教的层面而言，洪杨的“拜上帝教”开创了一个“从泛神论”到“一神论”的中国宗教新时代，期间所制定的一些政策“禁绝鸦片、禁娼禁毒”等有其值得期许的一面，但总体上看，洪杨祸乱只是一种宗教极端主义的总爆发，以至于后来演变为横扫半个中国、历时十四年的内乱，实在是机缘巧合。其中的一些史实，改变了传统的描述，如：“所谓‘金田起义’者，事实上只是客观形势，积渐而成。一方面是广大贫苦人民在搞一种狂热的宗教活动，人多势大了，难免有些铲劫富济贫、吃大户、抗官军的过激行文。另一方面，则是一个腐化专制的政府，他认为这群人民，误信邪教，聚众滋事，目无官府，需调军警弹压。双方冲突已久。”请诸君判断：此种论调和我们自小所接受“伟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孰是孰非？
其三，以安全计，不谈。只是读罢此篇，我对《推背图》和《烧饼歌》兴趣那是相当浓厚，得空来爬梳爬梳，或许会有些见闻。这“九十九”先生的谜底可是真有意思，信，还是不信，这，是，一个问题。
其四，《四不像的洪杨悲剧》。此篇实乃作者分析太平天国之溃败的必然原因，作者如此描述“我们的洪杨政权，也就是早期中西文明对流中的产儿之一。更确切的说，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社会转型的第一阶段，是中西转型、社会改制最早的尝试。真伪杂糅，善恶难分、用舍不当，才搞出这么个‘四不像’政权来。”这里见到了一个好词“渣滓普罗”，作者以为，像杨秀清这样的“渣滓普罗”出身而闹革命及至锦衣玉食、大富大贵加身之后，必然会搞“低级趣味”，这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断断不可能为的，更是为传统文人所不齿，因此，太平天国这一怪胎得不到知识阶层的哪怕是一点点支持。对于天朝的财政，作者经过考证，得出天朝是靠“工商业打仗的小朝廷”，这伙流寇“进城不久”，即大兴土木，钱财何来？经营丝茶成为天朝的主要经济来源。而禁绝鸦片则让洪杨政权最终招致洋人的嫉恨，“洋枪队”所谓何来，就不难理解了。
其五，《两次“长征”，两番“寸磔”》。此篇主要叙述了洪杨定都南京后的两次长征，一是林、李的北伐，一是“天京变乱”后，石达开的弃走——结局都是一样的，身首异处，头颅掷处血斑斑。作者一针见血的指出，太平军这种“无后勤、无根据地、攻城不占、钻隙前进”的战略和战术注定要失败，流寇之锋芒甚劲，当一鼓作气，直取幽燕，定鼎天下，未为可知也（李自成为例），怎奈洪杨诸位“渣滓普罗”，小富即安，早已堕入无边温柔乡里！不过话又说回头，真若让这帮“同吃同穿同劳动”的宗教狂热分子得了江山，百姓岂不更惨？
其六，《长征有始有终，丧权没完没了——兼论小刀会起义上海及英人窃取我海关始末》，此篇主要论集太平天国的影响所及，特别是小刀会期以上海之后，英人浑水摸鱼，趁乱打劫，把原先的“租借地”变为“殖民地”，径自搞起了“国中国”来，且“贼喊捉贼”的导演了一出强占我海关的“闹剧”，自此，中国失去关税权七十余年，其中心酸悲苦，让人不胜嘘唏！除此亦不多言，只摘录作者的一段议论，读者自有品评“洪、杨长征，你可知道，他们烧毁村落，裹挟青壮，吃尽民粮，遗下老弱妇孺的后果？他们在湘江洞庭，长江汉水，俘虏民船，动辄万艘！您可知道，这些民船都是贫苦船民的私产。你掳走一条，就一家挨饿；掳去万条（包括它的男主人被拉夫），则万家的妻儿都要饿死。我们写历史的人，都是英雄崇拜者，坐在皮椅之上，香烟缭绕，满口大话。你可知道，革命功成万骨枯。制造一个革命英雄和两三个潇洒风流的高干子女，要多少斛人民的鲜血，来加以灌溉？”
连日的风雨，一扫难耐暑热，使我得以在这炎炎夏日享受清凉。
清代涨潮有“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之说，以此衡量之，则余下所读，颇合此则。
台湾远流版《晚清七十年》开卷数日，今日得以阅毕第一卷《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总论》，自觉很有些想法，但学识所限，却又不知从何落笔，只能思之所至，意到笔随了。
严格说来，这第一卷算不得专注，只是唐先生不同时期论文的合辑，除去自序《告别帝制五千年》而外，共收入11篇文章， 分别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各阶段》、《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外交学步与历史转型》、《论中国大陆落后问题的秦汉根源》、《中国郡县起源考》、《论帝国与民国之蜕变》、《论帝国主义与晚清外患》、《论转型期与启蒙后》、《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中国近现代史的拓荒者郭廷以先生》和《中国近代目录学先驱袁同礼先生》。
轻如微尘之无名小辈，自然无须考虑言语的资格与分量，在我看来，这诸多文章中使我受益最大的倒是发表于一九四四年的唐先生的硕士论文《中国郡县起源考——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在考证“郡”“县”的过程中，彻底厘清中国由封建而郡县的第一次“转型”原因，从争夺“人力”资源到争夺“土地资源”，从自由迁徙到安土重迁，从部落生活到封土建国，爬梳源流，抽丝剥茧，擘肌分理，议论精当，读来颇有清新之感，彻底颠覆了尚残存于我脑际的最后一点可怜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让社会发展“五段论”见鬼去吧！
《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各阶段》、《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外交学步与历史转型》、《论中国大陆落后问题的秦汉根源》、《论帝国与民国之蜕变》、《论帝国主义与晚清外患》、《论转型期与启蒙后》等诸篇皆统摄于唐先生“历史三峡说”之下，关于此说，作者集研究国史数十年之功，认为纵览整个中国历史，可概括为“三个阶段，两次转型”，即封建阶段、中央集权的文官治理阶段和现代（西化）阶段，期间，由封建制度向中央集权的文官制度为一次转型，绵延跌宕于战国至秦汉一段2、3百年，定型为“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的中央集权的文官制度，自此“百代皆行秦政治”（唐先生对毛的这句话颇心仪，稍稍留心一下，一卷之中，所引不下四、五次），直至鸦片战争之后，进入现代化阶段，只是至今这一转型尚未完成，老先生乐观估计，200年，到2040年左右，些许会有个眉目。于此大框架下，作者的许多观点新论迭出——中国无奴隶社会，亦无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有赖于新崛起的中产阶级，而自秦而下的制度和文化一直是“重农抑商”，以铲除中产阶级为目的，为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埋下根源；历史各阶段应各自有主题与副题，本末倒置甚至舍本逐末，则至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灵涂炭；西方封建之后能由资本主义而扩张主义主义，而中国则无此现象，盖因西方社会是“社会重于国家”，而吾国则始终是“国家重于社会”，集权与封闭压制了民间活力……在此不一一例举，佩服作者独到的眼光。
于此之外，让我颇感疑惑不解的正是事关宏旨的“历史三峡论”——既然先生在酣畅淋漓的议论中一再强调，历史的起承转合因为充满了无数的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干扰而复杂难测，那么又如何能得出“中国近代所有历史事件无非是历史三峡中的一段险滩而已，乃必经之路，而历史的结局也必然是某种‘人类最高阶段’的先验结果”来呢？倘若此论成立，则在由中央集权向现代社会转型中无数仁人志士做付出的心血与生命，岂不是无丝毫之功——既是“必经”，且终达“人类最高阶段”，努力何为？
最后三篇文章《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中国近现代史的拓荒者郭廷以先生》和《中国近代目录学先驱袁同礼先生》严格来说并无关本书主旨，更多的是对自己三位师长的纪念，其中描述郭廷以先生的一段话，颇引起了我的共鸣——“在这群天马行空的教授阵容里，郭廷以老师倒别具一格。总是抱着大宗讲义和参考书，另加拐杖一支。他面目森严的讲起课来更是一章一节，有板有眼，一丝不苟的讲下去。他老人家手既不舞，脚也不蹈，声音亦无抑扬顿挫。他有条理的口述下去，我们记笔记的，也就头也不抬，眉也不皱，奋笔疾书，他讲啥，我记啥。只要你记得快，笔记并不难记，因其章节分明也。日子久了，功夫到家，老师咳个嗽，我们也可照样记下，不爽丝毫。一学期下来，厚厚一本笔记，便是一本很详尽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让我想起我的老师谢方泽先生。
2009年7月24日晚17：00
汪永晨——《亚马逊及大西洋原生森林》
没有地震，没有台风，没有战争，一条和平之何，也是亚马逊的特点。
望着亚马逊那宽宽的大河，我的眼睛几次浸满了泪水。同样是世界大河，亚马逊和长江的命运是多么不同。
从我们关注江河以来，看到、听到的都是长江从源头开始就冰川融化了，江水脏了，河被拦腰截断了，河里的鱼没有了。
可眼前的亚马逊，为什么就依然那么宽阔，那么透亮，那么自由自在？中国，巴西都是发展中国家，可我们两国人同样赖以生存的大河确是那么不一样。是不同于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吗？是因为我们各自对待他们的态度不同，它们所给予我们的就也不同吗？
一条河，不管是大河还是小河，是否健康，水中及两岸生物多样性的多少到底取决于什么？看着阳光下，滔滔亚马逊，我一遍遍地问自己。
秋风——《告别五四，发现保守主义传统》
虽然新文化运动把“德先生”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受到启蒙的一两代人却形成了一种可怕的政治思维，即“大”革命观念。他们一心向往着以非民主、反民主的革命方式，甚至是暴力方式建立民主制度。这当然是自相矛盾的。
逻辑上自相矛盾的事情，在现实中必然不可行。看起来宏伟壮丽的“大”革命，注定不能达到它为自己设定的目标：立国。所谓现代国家，起码包括三个领域的制度建设：第一，在国家结构中合理的安顿宗教及世俗观念，让人们可以比较宽松的安排精神生活；第二，通过立法，尤其是建设司法体系，为现代大社会、大市场之发育体系构造有效的法律秩序；第三，最重要的建立宪政制度，一方面构建一个能有效执行法律的强政府，另一方面又借助对权力的分割及权力的制衡，约束权力，使这个强政府不至于侵害个人自由、权利。
以此来衡量，新文化运动及受其启蒙二进行的后来的种种革命，目标太大、太广泛也太激进。立国者们所设计的不是顺乎人性的合理的制度，使私利与公益协调，而是改造人性；不是安顿宗教，而是禁止宗教、消灭宗教；不是让大社会、大市场自发扩展，而是改造社会、改造经济结构；不是让不同群体在宪政框架内理性讨论、妥协，而是消灭道德上、政治上被划为反动派的群体的肉体。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建立的政府也确实足够强大，强大得完全可以为所欲为，它本身就是秩序不稳定之源。
保守——宪政主义者的思想与活动，可归结为一个命题：中国新文明最终须由中国人自己创造出来。这个创造主体自然应立足于中国之体，这是无可选择的。在此基础上，国人研究“西学”，以诱导中体内部与现代相契合的价值、制度之生长发育。由此所形成的新文明不是被动的全盘移植，而是自身文明在西学诱导下的自然生长。如张君劢在《民族复兴的学术基础》中展示了这样一幅蓝图：“以死后复活之新生命，增益其所本无；以死后复活之新生命，光辉其所固有。”
时间过得真快，再有两天，儿子就满三周岁了。
看着儿子快乐的成长，由衷的感到幸福和喜悦。想必我也是跳不出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了——一旦为人父，所有的一切，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以儿子为中心了。虽然我不是一个感情外露的人，但是对儿子深沉的爱会永远埋藏在我内心的最深处。
7月22日是祝欣然的三岁生日，考虑到不是休息日，爷爷奶奶过来不方便，便和孩儿他娘商量着在星期六请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小聚一下，帮祝欣然同志过个生日。和儿子说了这个情况后，他表现的异常兴奋，经常在别人面前炫耀，生怕人家不知道他3岁，无论和谁说什么话，总要在发言的最后，加一句“宝宝快三岁啦！”
双休日的前两天，他开始给爷爷奶奶打电话，“来吃我的生日蛋糕啊，宝宝快三岁啦！”爷爷奶奶自然很是激动，连连说“好啊好啊，爷爷奶奶请你吃！”天气很炎热，我担心父母来回奔波受累，提议这周暂不必过来，等下周我们带儿子回去，结果被爷爷狠狠批评：“这有什么关系，孙子过生日，我们肯定要来的吗，天这么热，他回去不是很不舒服吗？”哎，真是没办法，父亲经常教育我——将来有了儿子，一定不能过分溺爱，要好好教育。这下好，弄得我真不知道究竟是谁“溺爱”。欣然又开始给远在上海的叔叔打电话：“是叔叔吗，我是宝宝哎，我要三岁了，你和婶婶来吃我的生日蛋糕啊！”看着儿子一本正经的样子，我笑得不行，这小子，打起电话来还真是有模有样呢，而且都是自己来，电话号码记得特别牢。
星期六，我们按计划给祝欣然过了生日，儿子特别兴奋，吹蜡烛，切蛋糕，手舞足蹈不亦乐乎。
因为欣然很快就要上幼儿园了，为了培养他良好的习惯，暑假在家的妈妈费了不少心思，从作息洗脸刷牙吃饭收拾玩具开始，每天坚持以贴小红花的方式激励祝欣然，很是有效，各项习惯进步明显。偶尔犯错误的时候也会被妈妈打屁股——爸爸一般不直接出手，屡教不改时，故作一下姿态儿子就就范了——在儿子心目中，我很和蔼，但也很威严。
现在的祝欣然，会唱歌，会跳舞，会背诗，会读一些《三字经》、《百家姓》、《笠翁对韵》和一两段传统绕口令，爱看巧虎和米奇，爱运动（足球踢得不错，皮球拍得不错）、爱学习，认识不少字，可爱至极——成了我们的“开心果”，经常把一家人逗得前仰后合。
我还是那样，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有空就多陪儿子，晚上坚持给儿子读书，陪儿子玩游戏、打扑克牌、认字儿。日复一日，简单充实，幸福快乐。
《胡适日记中的“一二九”运动》：余英时先生的这篇文章通过检点胡适先生的日记，向我们描述了“一二九”运动背后鲜为人知的一些内容，其间有些描述颇为出格，如“……为了解脱在陕北的困境，决定发动中国舆论以促成中日战争的及早爆发”，“潜伏在清华、燕大和北大的……和……便在北方局的领导下发动了‘一二九运动’”等等，竟也能公开行世，使我有些惊诧了。胡适先生对此的态度异常坚决，他坚持认为学生们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反对学生通过无限期罢课来参加这一活动，因此竟招致激进学生的辱骂与恐吓。进入新的世纪，我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些旧事，反躬自问——如果我身处其时，会作何选择？——我会站在适之先生一边，像周祖谟一样，即使一个人，也坚持去上课——从长远计，现将自己锻造成器。
《1949：梁漱溟在动、静之间》：傅国涌先生于民国历史和人物的研究用力颇深，成就颇丰。这篇文章展现了历史节点上的梁漱溟的动与静，刻划了一个不合时宜过于自信和执着的傻书生，原打算终生“茹素不婚研究佛学”的梁漱溟，终于还是变成了坚定却不并不真正懂得政治的入世者。梁漱溟老先生的建议幼稚吗？从中国政治现实角度看，的确是很幼稚。可是我们退一步，暂且摆脱“中国国情”这个范畴的约束，回归“人性”和“政治伦理”来看梁漱溟的思考，我想或许可以得出一个不同的结论。
《中苏论战缘何开》梳理了上世纪60年代初那场大论战的前因，也点了下历史的后果。如今论战硝烟早已成为历史尘埃，历史也让论战双方当时的表现都成今日笑柄。不过以今日的时代来看，我们不得不说，那场论战没有胜利者——一方早已烟消云散，一方自己背弃了自己的承诺，尽管表面上还尽力用各种名词在维护那一点可怜的尊严。
两辑读罢，大体摸清了《温故》的“底”：倡导的“思想独立、精神自由”，常以表述公共知识分子在某一特定时期或时刻的所思所言所行，来映射历史——教科书外的历史。
近日，酷暑难耐，工作却有了难得的闲暇。每日以读书为事。
目前，在手的阅读主要是三种内容，其一为刚刚购进的《温故》，落笔为字时，两集读毕；其二为《晚清七十年》，刚刚开始，虽繁体竖排于我而言并不吃力，但因袭阅读习惯，总要多费些时日，且为耐读制作，希望每天坚持；其三为安全计，不便点名，只是漫长夏夜，在妻儿入眠之后我一个人独享的精神大餐。
《温故》第一辑 ——读书札记
《乱世逸民——记“文革”中的康同璧母女》：章立凡先生的文字和章诒和先生相比，差距不小——《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象》更能表现人物神韵。不过，读这类文字，在我看来，文字相较于内容，总不是关键所在，其情其景，每每令人心情沉痛，不深感慨。这样的文章，无论文字如何平常，但总能如锥如囊，其锐立显。
《1933年上海文坛的“书目”风波》：邵建先生的这篇文字暗合我年轻时读鲁迅的一些观感，那时的我，固执的认为——无论鲁迅从思想的、政治的、文学的角度被抬到多高的地步，骂人总是不对的，更何况有时候自己并无站得住脚的道理——或许我有些天真，但至今此想法从未改变——即使，被人讥为浅薄。很高兴能看到这样痛快的批评鲁迅的文章，作者根据史料爬梳的鲁迅和施蜇存之间的一场笔墨官司，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鲁迅的霸道，小气，甚至于胡搅蛮缠在文章里表现出来。
《民国旧事：湘人治湘（上）》：我这儿连带着（下）一起说了。民国年间，谭延闿、赵恒惕、唐生智、何健、程潜主政湖南的故事。读来读去，乱作一锅粥——不是我读得乱，而是叹时势之乱。“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为他人做嫁衣裳”——这个评价于五位人物而言，颇准确。
《两个浙江人》讲的是两个台湾传媒人——雷震和王惕吾。我是欣赏王惕吾的。因为他的理念是：作为一个媒体的经营者，在政治上可以有其个人的信念和坚持，但无论如何，必须与从事政治运作的人有所区别；不可能既是反对运动的积极分子，同时又是握有舆论公器的“第三者”。办报既要有自己公正的立场，又要能长久生存下去，不容易。两个人的命运截然不同，但两人“都能坚守自己的政治理念和道德底线，让人看到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寒风中那种铁骨铮铮的精神气质。”
最让我感到惊心动魄的两篇文字是英子的《爬卡子》和郭小聪的《大车店一宿》。冷峻的笔墨之下，心酸的事实面前，让我们再一次“温故”，至于能否由此“知新”，则因人而异，另当别论了。
那是一个令人无法理解的时代。在短短的数十年中，发生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丑陋的一幕，接着就像噩梦一样消失，不留一点记忆的痕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一流的学者听从一个政治权威的指挥棒咬住他们的恩师、朋友胡适一个劲的往这个名字上吐口水？为什么会有人理直气壮的论证中国古代的清官比贪官还要坏？为什么大学生、中学生写起文章来那么恶狠狠血淋淋、做起事来那么惨无人道？更不可思议的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样荒谬绝伦的观念，居然像瘟疫一样传遍中华大地。
真正的英雄，绝不是那些把功名建立在万千朽骨之上的大将，也不是一时呼风唤雨的舵手，也不是那些在故纸堆与新纸堆里穷经皓首，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师，而是那些在个人与社会、异端与正统的对抗中，被彻底打倒，甚至被送上断头台，而终于至死不渝地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以最宝贵的生命去祭奠他们的理想、信念，从而最大限度的凸现其悲壮的主体价值，最大程度的提升他的主体精神的人。遇罗克正是这样的英雄人物。英雄永远以精神意义为标准而与世俗成败标准无关。
一个历史事件如果没有被描述、书写、梳理、评价，没有被吸收成为民族精神宝库的一个部分，它便不能成为历史。历史只有被记忆、借鉴，只有与我们当下的现实发生关系，才能彰显其意义；否则，一个事件的发生，只是任时间的水，去洗涤人们头脑中的记忆，一旦麻木，或者简单的时过境迁之后，历史就消失了，从意义层面消失了。
在所谓“历史”中，人们常常关注于那些仿佛举手投足就可以国计民生的大人物，而忽视“小人物”及其思想。但一个民族的构成，明显的不仅是那些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任务而且真正的思想亮色，往往没有表现在伟人身上。思想史从来就是那些看起来高深莫测的思想家的学说史，谁的思想体系建的更精致，在思想史上的位置就更高。但是在不把人当人看的疯狂时代里，争取做一个“人”的那种思想以及行动，比任何高深的学问更加宝贵，更加推动历史的前进与发展。在这样的时代，常识的陈述往往包含着极朴素而又极易消失、遗忘的真理，常识面对现实就是一种宝贵的思想，常识的陈述足可产生摧枯拉朽的力量。
最近几日中午没什么事情，午饭之后，很惬意的把整个身体卧倒在躺椅上，读书。累了，眯一会儿，醒了，读一会儿，这不，今天的效率颇高——《读书》杂志阅毕。
糊里糊涂的被借过来4个月了，渐渐适应了庙里的生活。个人感觉自己的适应力极强，有点狗尾巴草的意思，到哪儿都扎根并生机勃勃的成长起来，先前做老师的时候，自己感觉游刃有余，得心应手；之后到机关里没多久也就适应了那种半死不活的生态，借来至今，不消半年，我已然适应了在一个陌生环境里处理好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总结一点，只要多多关注自己的感受，环境和别人很多时候都不会成为迫使自己改变的借口——我对“变”既充满向往，同时又保持着足够的警惕——什么可以变，什么不可以变，这是原则问题。
在躺椅上，一睁眼，总能看见屋顶上的两个篆字——“忠义”，不是我自夸，估摸能留心到这俩字儿的人还真不多。小扇子摇摇，不时起身呷口茶，屋外“烈日炎炎似火烧”于我无干，这等美妙自然是让人心向往之的。
生活虽如此平淡，但于我却像白水一样甘之如饴。不停的为各种琐事操心劳神，不停的在操心劳神之余静静的享受生活。
埋没英雄芳草地，耗磨岁序夕阳天。
这话说得，有点喜得贵子的意思，嗯哪，差不多吧——虽然写这些字的时候，我还没来得及好好摩挲把玩昨夜刚得到的来自台湾诚品书店的《晚清七十年》五卷本，但是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记录下自己的心情。
老婆到台湾旅游，临走之前，问我——想要点啥礼物啊？我很不屑的回答，啥都不要，银子省着花，给父母和儿子买点就行，我不要！昨天下午，电话响起，老婆来电：“我现在在逛书店，要不给你给你带两本书？我给你报两本，看看是否需要？”我开始激动了，“别报，电话多贵啊，记得一套就行——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晚上11点，我看到了我惦记了好多年的这套书，繁体竖排简装。
平生无所好，读书一大好。自读文史以来，《晚清七十年》就不停的在我的脑海里闪现，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到当当、卓越上搜索一番，没有一次得逞，知道前几年岳麓出过一个本子，不仅删得厉害，且很快就被禁，连地摊上都不见了踪影。“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这个贼终于得逞了，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这部著作，原是海外史学家、胡适先生的高足唐德刚教授的一部中国近代史著作。其著特别之处，首先因为他身处国外，可看到许多珍贵资料，且他的书写有史有识，有评有议，一洗辗转传抄的弊病。有人在评论唐德刚的著作时说：《晚清七十年》是一部庄谐并出的史学著作，其文笔纵横捭阖，不拘一格，文白相间，嘻笑怒骂，在亦庄亦谐的文字背后，隐含着辛辣的讽刺。由于作者观照历史的角度非同一般的历史学家，也因其极富个性和魅力的语言而在海外有极大影响；也正是因作者的历史观点与一般的历史学家晚清观点大不相同，《晚清七十年》在中国大陆迟迟未得出版。全书由“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太平天国”、“甲午与戊戌变法”、“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五部分构成，并附有数十幅相关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原始照片，极富历史震撼和可读性。
最近得好书不少，自今日起，停止一切购买行为，进入阅读期。
7月11日不是好日子。双星陨落，随之，一个时代的帷幕渐渐落下……
如果没有记错，季先生和任先生都是山东人，两位的损失均无可替代。在我的记忆里，从上世纪末开始，标志着“那个时代、那些人、那些事”的老一辈学人钱钟书、冰心、巴金、费孝通、张中行相继仙逝，国内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屈指可数。季羡林、任继愈先生同一日相继驾鹤西去，在我看来，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暂且无大师也。至于在遥远的将来，是否还会有真正的大师面世，则不可知了。季老生前在自己的一本书中，辞“国学大师”、辞“学术泰斗”、辞“国宝”。言辞恳切，态度认真，没有任何作秀成分。但是，无人可以否定，在当下的中国，如果还有人勉强可以称得上“大师”和“泰斗”的话，确非季老、任老莫属。
季先生学贯中西，视野开阔，早年在德国学习，归国后醉心于中西文化交流，把东方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三大体系熔于一炉，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观察人类文化发展盛衰消长的规律。他曾说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极限物极必反。西方不行，东方起来，我们相信东方有辉煌的历史，也一定会有光明的前景。
任先生将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20世纪60年代主编《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一直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为国家培养了一代代哲学工作者。70年代后期，他又主编了《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50年代，他认为佛教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此为研究对象，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佛教哲学的文章，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之后，又主编了《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任先生一个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提出了“儒教是教说”，这一判断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看法，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本来面貌的基础性理论建树。
我辈微尘，于人品学问难窥其堂奥；于道德文章更是高山仰止，唯以一颗虔诚敬仰的心灵，数行了无价值的文字来纪念两位先生。
附记：昨天收到的《读书》今年7期，封二是黄永厚图、陈四益文《挥手从兹去》。其中说到“小丁”丁聪驭鹤后，“不留骨灰、不舍灵堂，不举行告别仪式或追悼会。”并且谢绝新老朋友来访，包括至交。丁夫人有话：怀念丁先生的，读他的书，看他的画，可以想见其人，老朋友，如有话说，就请写一点文章。
深以为然。
7.7过去两天了，我没有忘记这个日子——但是我敢肯定的是，有人忘记了这个日子，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人会忘记这个日子。72年前卢沟桥的隆隆枪炮声，在集体的遗忘和无语中渐行渐远。
抗战纪念日，悄无声息。
我们似乎不乐意和自己的历史发生密切关系。由此出现一个尴尬的情形：抗战将士后人找不到亲人的遗骸，敬重抗战英烈的年轻人找不到“一个给英雄下跪的地方”。
下跪的地方有。一个纪念为国捐躯英烈的忠烈祠就在南岳衡阳风景区内，这个由国民政府在大陆建造的唯一一处纪念抗战烈士的大型陵园，祠内设“抗日阵亡将士总神位”，却乏人问津。因为人们不知道在八路军华北敌后抗日和江南新四军游击之外，还有当时国民政府领导的22次正面大型作战。我们已经偏离事实太多。这些部队番号前面唯一能加的只有“中国陆军”，不可能出现《我的兄弟叫顺溜》里“国民党陆军五十五师”的荒唐招牌。
关于抗战历史的纠结我不想多谈，《读库》第三期上的这篇长文再一次帮我恢复了战争的记忆，让我的思绪再一次回到国人饱受侵略之苦而奋起抗击的岁月，感谢作者邹容在2005年5月至10月的实地考察，深入抗日战争期间湖南几次重大战役遗址现场，通过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讲述与追忆，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立体可感的战争图景。
1942年新年的第三次长沙会战，薛岳将军统帅的第九战区，以伤亡两万八千人的代价，使日军遭受毁灭性打击，伤亡总数超过五万。这场被世界公认的战役，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胜利，提振了整个太平洋反法西斯战场的士气。常德血战，彭士量、许国璋和孙明瑾三位师长壮烈殉国。衡阳保卫战，方先觉将军率领陆军第十军坚持四十七天，造成敌人重大伤亡，让日寇心寒胆颤。日本战史称：“第十军官兵，皆以必死之心负隅顽抗，寸土必争，其孤城奋战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仰。”
锥心之痛，更来自报道中这样的描述：最早自1953年3月，湖南省就责令南岳管理局“迅速清除各处所有的‘反动遗迹’”。到当年六月，忠烈祠内一百余处国民政府军政要员赞颂阵亡将士的题刻，就悉数被毁。紧接着，1958年的大跃进，碑断墓毁，毁尸扬灰，到1966年文革时期，国民政府存在的遗迹基本上被消灭殆尽。蒋介石题的“忠烈祠”侥幸保存下来，据说是由于老百姓取下当剁猪菜的案板而幸免于难。至今，尚未有一份抗战英烈名录。原有的谱牒遗失之后，后人难以接手，随着时间的推移，无名的真的无名了，有名的也有意无意被遗忘了。
毁灭记忆最终是徒劳的。
我们能否尝试，在杨靖宇、赵一曼、王二小、小兵张嘎之外，记住史恩华、王超奎等先烈的名字？在日本军人敬重的对手灵前，献上我们迟到的敬意与感激。
衡山上的忠烈祠，在每年七月七日抗战爆发那一天，都会有一场庄重的公祭。自1949年3月29日，民国政府最后一次春祭之后，烈士们已经静悄悄等待了很久，“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林徽因《悼三弟》一诗中的句子）
关注许知远，从关注《经济观察报》开始。数年前，思想闭塞、学识贫乏的我每天坚持三点一线的生活：办公室、教室、宿舍，周末或回乡下老家看看父母，如此往复，单调而充实。读《经济观察报》，很多的专栏文章让我认识了一批甚为钦佩的学者，从他们的文字和思想里，我更多的了解了自己思想世界之外的东西。
年龄和我一般大，见识和经历却非我这种井底之蛙所能望其项背。羡慕之余，只有学习的份儿了。许知远的集子还真不少，挑了两本，除此而外，还有《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从接触伊始，我就深刻的感受到这是我能够看到的内容理性、思想丰富、感觉比较厚重的作品。加之其文字功底相当深厚，灵光闪现式的经典描述随处可见，令人佩服。
东西新鲜在哪儿呢，我首先要说的是，新就新在“非历史非评论”，说是历史吧，书中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叙事脉络和任何一种或断代或编年的架构；说是评论吧，也绝非以议论为主，依然是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之上，并且看不出究竟侧重于哪一面。许知远永远保持着惯有的那种站在高处的局外人去俯瞰、观察、评论、分析、揭示中国的问题，将中国的问题放在一个更长、更大的历史语境中展开。
令我不是很满意的则是文中引用了大量的西方各领域知识分子的言论，过频过滥，既有掉书袋之嫌，又让人觉得作者总是试图用外国的药来治中国的病，总是有一种“隔”的感觉。作者把中国近代以来的问题归结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往往在历史叙述之后，西方的理论便作为航标的形象出现。于我个人而言，反复出现这种情势，虽然留下思考的空间，但是最终会觉得略显做作——以至于渐渐感觉这些文字还是精英式的落寞和狭窄。
当然，瑕不掩瑜，尽管面对问题，作者不能给出在我看来有效的解决方案的东西出来，但至少作为一个思想的启蒙者、传播者，许知远正在努力的做着什么。
湖北人民出版社 《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从甲午战争到镀金时代
不论从什么角度，从谁的角度上看，已经导致156人死亡、上千人受伤的乌鲁木齐7·5事件都是一场巨大的悲剧。
现在，在政府的努力下，正常的社会秩序逐步走向恢复。但在7月5日，不管是维吾尔族也好，汉族也好，其他少数民族也好，那一天的悲剧，所有人都是受害者。经过了60年的建设和发展，新疆这个变得安宁的家园，却在少数人的利刃、火种和喧嚣中一度成为了令人不安的地方，住在那里的人，都突然间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事件发生后，许多人有愤怒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愤怒可能源于亲人、朋友、甚至是陌生路人被打被害，可能源于自身财产受到的损害，也有可能源于安定生活的被破坏。但是无论什么理由，不管什么人，都不能把矛头指向无辜者。否则，可能宣泄了自己的愤怒，但会伤害更多的人。
乌鲁木齐7·5事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暴力事件。新疆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能不能回到和谐安宁的轨道上来，取决于那里每一个人能不能坚守自己的良知与常识、坚守理性和法制的底线。
从宏大层面上说，民族和睦共处是所有多民族国家追求的最高目标之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重视与强调民族团结是中国民族关系的核心内容和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这一目标，不同民族都要给彼此留出宽容的空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坚守良知，最起码要尊重生命。而从个体角度上看，珍惜生命，不伤及无辜是人类的基本常识。无论是哪一个民族的人，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没有哪一个民族、哪一种宗教，不是以真善美的人类良知作为底线的，也没有哪一个民族或哪一种宗教是支持打砸抢烧的犯罪行为的。所以我们相信，犯罪的只是极少数人，根本不能代表哪一个民族或哪一种宗教。
坚守理性，就是尊重秩序。在当下的敏感时刻，所有人必须保持理性、克制，把争端交由政府处理，相信政府能尽快恢复社会的秩序。一旦采用以暴制暴、不理智的措施和行动，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往往会殃及无辜，也会给少数人以可乘之机，甚至实现了极少数犯罪者搞乱社会、制造冲突的目的。所谓亲者痛、仇者快，正是因为我们在关键的历史时刻，选择了宣泄我们的愤怒，而无法承担含泪的理性。
坚守法律，就是依法办事。7·5事件的最终解决，是通过司法部门的调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犯罪分子进行制裁。一人犯法一人受制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最基本的法律精神，要在此次乌鲁木齐的事件解决中成为基本的杠杆。因此，那些受害者及其家人、亲朋好友，应该相信相关部门，给他们时间，这才能战胜极端势力和暴力行为，避免陷入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
这场打砸抢烧事件正在逐步过去，留在人们脑海中的阴霾也会随着秩序的恢复逐渐扫除。但是唯一不会忘记的，是这场悲剧中殒命的156个生命，是那些曾经在棍棒和利刃下哭泣的普通民众。铭记良知、理性和法律，才能让这一切不再发生。
去年读过韩老师的两本书，分别是《读不懂的中国经济》和《推开宏观之窗》，对于我这个经济学门外汉而言，受益匪浅。最近，进了两本关于经济的书，自然而然想到的韩老师，一搜，跳出了这本，毫不犹豫的办了下来。其实读完好些日子了，一直忙得没时间留文字，今天得空，总觉得落个字心里不踏实，还是记录一下吧，没什么东西，仅仅是记录——记得自己曾读过这本书。
这本书秉持了韩秀云老师的一贯风格，把看起来复杂宏大的经济话题谈得深入浅出，直白简洁，让我体会到原来金融这么高深的学问也可以这么亲切，这么容易理解，通俗的语言很容易让读者对金融知识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虽然不牵涉具体的金融理论，但是从宏观层面可以对全球经济有更清醒的认识，特别是中国经济和世界、亚洲、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利弊关系和影响，美国经济的实质是什么等等问题，阐述得精当准确。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韩老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呼唤，让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韩老师在最后一章“丧失了自己的文化，最终会丧失掉一个国家，丧失掉一个民族”的观点，颇合我的心思。
附个目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
目录
前言
第1章 金融海啸扑面而来
第2章 金融海啸寻根问底
第3章 祸起97亚洲金融风暴
第4章 敲山震虎打欧元
第5章 互联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第6章 伊拉克战争——一箭多雕
第7章 地产泡沫穷途末路
第8章 美国的未来
第9章 五根脐带输血美国
第10章 金融海啸真正祸根在文化
第11章 政府如何面对金融海啸
第12章 企业生存之道： 做老大、傍老大、躲老大
第13章 百姓应有一技之长
第14章 中国经济的未来
第15章 中国的未来
后记
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