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做了两件事——读一堆垃圾报纸和一张《经济观察报》。照例，好东西一起分享，今天值得提出来做一个记录的是这样一些文字。

周其仁《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三十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摘：没有人指出，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是交易费用为零。马克思在理论上坚持，当资本在“流通领域”雇佣劳动力时，双方交易遵循的是等价原则。在这里，一切商品包括劳动力商品的价格等于价值，因此就排除了资本对劳力的剥削。奥秘发生在其后：当资本家带着雇来的工人进入工厂大门以后，通过组织、指挥、命令工人生产出高于劳动价值的产品；最后，企业主带着这些产品回到商品流通领域，再次通过等价交换而完成剩余价值的实现。

      很明白，在上述各个环节，都没有交易费用这回事。不是吗？资本家似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顾客及其需求的的各种细节，从而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资本家也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待雇的劳力和其他生产要素；资本家甚至无需付出监督和管理的努力，就可以使团队产品自动大于团队成员个人产品的算术之和。在这个前提下——也仅仅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当然同意马克思的意见：“剩余价值”不但是“多余”的，而且还带着道义上的不公正和剥削性质。

      问题是，真实世界里的交易费用绝不为零。一般如商品和服务的买家与卖家，特殊如资本家与工人，他们之间在市场上互相发现、订约和履约，都是要付出昂贵的费用。交易费用不为零，就既不存在自动的“等价交换”，也不存在不需要经营、监督和管理的经济组织。从这点上看，发现市场、协调供求、组织生产等项只能，决不是“多余的”。资本家们获取的报酬，部分是投资于企业的服务资本的利息，部分是作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回报。至于这些收入的水平高低，是由市场竞争——企业家与企业家竞争、工人与工人竞争、商品买家与买家的竞争以及商品卖家的竞争——决定的。

        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坐在浦口沿江中学的教室里，聆听着当时学校的校长兼我们的政治老师给我们讲“剩余价值”，当时我这个恨啊，恨万恶的资本家所获得的每一个钱孔里都浸润着劳苦大众的血汗——干一天值10块钱，你他奶奶的就给人家开3块钱工资，剥削人家7块钱剩余价值，真不是东西。转而我又有了疑问，那俺们中国工人不也是一样的情况吗，为啥就不是剥削呢？——被告之，俺们是全民所有，剥削的还是归全民，而不是归资本家，所以不能叫剥削，应该叫贡献，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当年不知道经济学，不知道科斯，不知道产权，被忽悠的一愣一愣的，虽然在之后的岁月里，我好不容易闹明白这事儿吧，远不是老马说的这么简单，但是这段文字还是给了我最直接明了却又不乏专业的解答。

张千帆——《司法大众化是一个伪命题》

     摘：然而，这也正是大众化的危险所在。大众化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受到权力操控的“大众化”。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这种所谓的“大众化”——更准确地说是司法政治化——成为一种常态。这种“大众化”一般都打着“人民”的旗号，但实际上就是权力在说话，因为“人民”作为一个虚构的集体是无法表达自己的声音的。因此，当任何权力以“人民”的名义出现的时候，我们尤其需要提高警惕，因为“人民”不会说话、不会反驳、不会抵抗，因而很容易被冒名顶替，而一旦披上“人民”的袈裟，任何权力似乎都获得了天经地义、至高无上、不可置疑的合法性。在大众的警觉被“大众化”麻痹之时，也正是权力最可怕的时候。

      在我看来，司法改革要改的正是这种打引号的“大众化”，司法改革的难点也正在于如何防止司法遭到权力干预。时至今日，这个目标似乎取得了极为有限的成功，权力对司法的干预仍然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也是司法改革面临的最大障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再激烈的民意表达也远不如上级乃至同级某个权力部门一个电话管用。因此，不要以为有一两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案子，“民意审判”似乎就真成了中国司法的大趋势或大问题。这种误解完全扭曲了中国的司法现状，并将误导关注焦点和改革方向。中国司法改革的症结从来不在于“大众化”与“精英化”之争，而在于司法公正与权力干预之间的较量。事实上，在大众化和精英化争得彼此不可开交的时候，权力正在背后偷着乐，因为无论是精英化还是大众化，主张者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制约权力的滥用，而他们之间的争论恰好遗漏了他们共同面临的强大对手，油然产生了一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景象。

　　在经典民主与法治理论中，司法当然是不可能大众化的。这不仅因为特立独行的司法品格是和大众化格格不入的，而且因为司法过程在本质上有别于民主政治过程。政府的终局决定固然要让人民满意，但那不是司法的任务，而主要是立法的任务，因为由人民选举产生并至少对大多数人负责的立法者决定这个社会的主要价值选择，譬如从ATM机窃取存款需要承担什么法律后果。司法只是执行这个价值选择的中立机构，因而如果人们对判决不满意，不应该埋怨法官，因为法官只是如实适用法律而已；既然是立法规定造成不满意的判决，人们应该追究立法者的责任，通过民主选举的政治压力迫使他们修改不合理的法律规定。当然，法院在适用过程中是有一定自由裁量权的，但是在一个民主与法治国家，司法自由裁量的空间不会太大，法官也不应在判决中将自己的主观价值取代立法者的选择；如果立法确实不能让人民满意，那么法官既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利扭曲正常的法律解释，人为造成“让人民满意”的判决结果。用美国联邦法院汉德法官的话说：法院拯救不了一个衰落的社会。如果民主政治过程有缺陷，那么处于决策过程末端的法院也无能为力。混淆司法与立法责任，必然造成不同性质的宪法职能错位；法院什么都可以做，最后必然什么都做不好：应该对人民负责的立法不能让人民满意，应该对法律负责的司法又不能秉公司法，致使政治与法律过程都操控在权力手中，结果只能是人治、专制而非民主或法治。

       评：文字真是好，看得我不由大声读起来。大众在哪里？大众是人民，人民在哪里？人民的声音谁听见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再激烈的民意表达也远不如上级乃至同级某个权力部门一个电话管用。”这句话说得到位。有兴趣的看全文吧。

      双休日干脆把手机关了.

      母亲自从上月底住过来带欣然至今已近一月，终究是不放心一人在家的父亲，决定本周回去看看，于是我便担负起照顾老婆儿子的责任，其他也没啥，关键是烧饭——很久不曾亲自动手了，先前的经验还要追溯到老婆怀孕的那段时间，踩着点下班奔菜场，按照医生的嘱咐买菜烧饭。经验起了一些作用，炒了两个菜，马马虎虎能吃，自己觉着还行。老婆和兄弟都勉强应付了——即使我烧的不行，他们也不太敢直说，儿子就不管那一套了，一日三餐没一顿达到奶奶的水平，直接不买账，一点不含糊，俩字儿——不吃！气得我恨不得照着他肥嘟嘟的小屁股来两下，可是一想不行啊，对儿子打小就不能专制，自己的水平不行也就罢了，总不至于用专制的手段影响儿子自由选择的权利吧！

      谢天谢地，今天早晨7点不到，我亲爱的妈妈又来到了我身边。

      昨天趁儿子睡觉的空当，我就想啊，如果我没有工作，天天在家，是不是就是这样一种生活，是不是一个标准的家庭妇男？答案是肯定的，带儿子，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得空看个书上个网，哪天儿子开恩早些睡下，还能看个电影写个文章练两笔书法啥的，嗯，就是这样，我可以想象得到。我不介意，真的，我一点不介意。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什么狗屁理想、意义、价值全他妈扯淡，不值得我付出，除了苍白的思想和偶尔犀利的文字，我无法改变任何东西，黑暗、虚伪和恶心。把家人照顾好，能相对自由的活着对我而言就是全部了。

      说到这儿，有些刹不住，有些激愤了。

      这几日见到太多的丑恶，见到太多的是非不分黑白颠倒，见到了太多的专制权力肆意践踏公平正义的事情，除了愤怒恶心，除了和自己的家人发泄一下之外，我无能为力。看着一些人义正言辞的虚伪表情，道貌岸然的装腔作势，颐指气使的发号施令，我真是觉得完了，一切都完了——当有一种力量以掩盖真相、欺上瞒下、好大喜功为目的并堂而皇之的存在时，这个社会是不是有点变态？

      不想破坏和谐的空间氛围了。就此打住，今天的读书笔记还没做呢。

      案头摊着一本最新一期的《书屋》，敲下这些文字之前，已然阅读了两期新近的《文汇读书周报》，昨天读毕2008第四期《随笔》，想来这几日的的读书效率还不错，心里很欣慰。

      除了读书，没有什么能让我在这喧嚣与浮躁的尘世间感到有意义。或许我正在堕入了一种与现世格格不入的境界，或许我是确实琐碎平庸，无法在体制的大网中游刃有余，滋润的做一个跳梁小丑直至跳梁大丑，或许我真的厌倦了可憎的现实？竟至于到书中寻找自己的极乐世界了。

      我逐渐发现自己当下的阅读越来越回归最古朴原生的状态了，抛却了功利心，抛却了炫耀心，只是求知识，只是求一种能让我与天地独往来的路向，让我不迷失，让我保持清净。

邢晓非——《卫星承载的帝国》

      苏联的太空技术先了美国一步，但是让苏联头疼的是，美国混乱与繁华并行，力量与纷争同在。60年代，美国4400万个家庭共拥有5600万辆汽车，5000万台电视机，1.43亿个收音机，有3100万个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这些统计数据非常生动的标明，从财富分配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资本注意国家，最接近于一个人人富裕的无阶级的社会的理想，也即苏联人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苏联人则已经习惯在大会堂里歌颂自己国家的强大和富裕后再到面包店前排半个小时的长队。

      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衡量进步的标准？是卫星上天的时间及数量？是核弹头的当量与数量？是国民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率、科技、军事发展等硬指标？还是在社会两级分化加剧时对底层民众的人道主义关怀，一个更加公平、正义、开放的社会？是公民的自由表达但不免略显混乱的民主还是众口一词死气沉沉的稳定？是国家的短暂荣耀还是公民的持久幸福？

      我不左不右，我中庸。

      不想说话了，继续读《书屋》。

      今天不错，10点40开的电脑。之前阅读了一份《经济观察报》和数页茅于轼先生的《大家经济学》。两篇文章写的真好，和朋友们共享一下：

苏琦《“去孟买化”恐非珠三角福音》

      1978到2008，三十年光阴，斗转星移，那些长期在低工资、低福利、劳动环境欠安全条件下挥洒了一轮又一轮青春的农民工们，突然发现这样一块曾经那么熟悉的被他们视作“第二故乡”的土地，开始变得日益陌生和疏离，耳边一遍遍响起的“腾笼换鸟”和“双转移”在一次次暗示——他们和其所从事的产业一样，已经成了不合时宜的存在，“留下”还是“离去”，正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而将那些奉献经年而从未享受过社会安全网覆盖、去家离乡多年而又与当地社区共同生长的打工群体连根拔起，会对他们的生活形态和当地的社会生态造成何样的戕害，似乎较少在为政者的考虑之中。

      撇开转型正义和转轨成本之类高深玄远的义理不谈，这种过多人为力量的社会经济转变进程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也令人生疑——腾笼是否就能换鸟，革旧是否就能迎新？

      如今珠三角的城市管理者们纷纷提出建立文化创意产业，打造金融服务中心等目标，一些县级市镇甚至也提出了打造东南亚休闲娱乐中心的口号，这些有多少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有多少是一厢情愿，尚未可知。

      多年以前，简·雅各布斯就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提醒人们，那些老房子们更能支撑创意文化的生成，原因很简单，一个过新的城市租金成本太高，而从社会生态学角度而言，也不若新旧相间的城市更有人气感。

      目前有一点趋势已露端倪，那就是新的各种“中心”尚在建设中，而原有的畅旺人气却因此前的社会生态的急剧转变而消散殆尽，对于城市经营者们来说，这恐非福音。

秋风《公共控制阙如则无合理收费》

      应当说，现行财政、行政制度对于行政机关收费、垄断的国有企业定价，似乎都已经有一些约束。但是，民众的抱怨已经表明，这种约束显然不够有效。症结在于制度设计不合理。比如，对行政性收费，仅由行政部门自己审查而缺乏外部审查。行政性收费在性质上接近于税，原则上是应当由民众的代表审议的。没有这种外部约束，物价部门或财政部门很容易纵容收费的行政部门，因为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至于垄断企业的价格，公共控制程序更为松弛。关键的问题仍然在于，缺乏某种独立的约束机制。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政府与国有垄断企业之间有过于密切的利益关联，政府甚至把这些企业看成利润机器，对国有垄断企业的定价活动，并没有强有力的控制，甚至以这些企业赚了多少利润而自豪，仿佛这些企业是为股东创造利润的私人企业。

      归结到一点：不论是行政部门的收费行为，还是垄断的国有企业的定价行为，以及一些事业单位提供服务的定价行为，目前都缺乏一套独立的公共控制机制。所谓“独立”，就是指独立于政治和行政部门，仅从公共利益角度来进行控制、监管；所谓“公共控制”，则意味着设立公众参与的渠道，比如针对行政收费的立法听证、针对垄断产品定价的价格听证。缺乏独立、缺乏公共性，即便有政府的监管，也无法阻止行政机关通过收费赚取利润、垄断国有企业通过定价赚取垄断利润，从而都走向其真正目的的反面。

        为国家人民死之决心，海不枯，石不烂，绝无半点改变。——张自忠

        这两天中午利用休息时间陆续看一些纪录片，前天看得是《历史关口——蒋介石日记1931——1945》，今天看得是《决胜：台儿庄战役70周年祭》。两部片子皆为凤凰卫视之《凤凰大视野》栏目，各为5集，每集半小时。

        此时，突然想起一个小品片段，范伟和本山大哥“拍卖”一节，“等等等等，有点乱，有点乱，让我捋捋啊——2500、3000、3500、4000、4500、5000……不对呀！”

        我也需要等等，我也有点乱。历史不会开口说话，面对掌握了话语权的人随意的涂抹、歪曲与粉饰，它只能“无言对苍天”，不过这不足惧，因为真相终有一日大白天下，蒙蔽得了一时，蒙蔽不了一世。不想再引申做进一步评论，只想谈谈自己的感动。

        台儿庄战役，让我记住了张自忠与庞炳勋，让我记住了李宗仁，让我记住了王铭章，还有就是让我从侧面约略知道国民党军溃败的隐患。

        张自忠与庞炳勋曾同为西北军，在20年代的中原大战中，西北军溃败，纷纷自寻生路，庞炳勋趁火打劫，想将友军占为己有，积累割据的资本，于是便向张自忠发起攻击，差点要了张自忠的命。台儿庄战役中，庞炳勋奉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之命，死守临沂，为台儿庄的布防争取时间，激战数日，伤亡惨重，眼看有全军覆没之虞，此时，已经成功将北上日军阻击在淮河以南的张自忠奉命解庞军之围，李宗仁知晓二人积怨甚深，但又别无它法，因为此时已无可调之兵。行前，他对张自忠晓以大义。庞炳勋在知道即将来增援他的是张自忠部时，心里也是直打鼓。结果，张自忠在得知日军进攻猛烈，庞部危在旦夕时，下令所部以昼夜急行军180里的速度赶往临沂，到达后未作休息，直接见庞，商量对策。庞炳勋说“自忠老弟，我没想到你会在生死关头来救我，如迟来一步，你就要替我收尸了。”张自忠说：“庞兄请放心，过去老账一笔勾消，小弟我一定助你打赢这一仗！”李宗仁后来的回忆录对于张庞二日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的举动给予很高评价“若非张氏大义凛然，捐弃前嫌，及时赴援，则庞氏所部已成瓮中之鳖，必至全军覆没，此后二人竟成莫逆，为抗战中一段佳话。”

        台儿庄战役，日军以精锐之师，对阵的确实国民党的杂牌军，他们对中国军队战斗力有个排序：中央军、桂军、西北军、东北军、川军。川军，即是二十二集团军，因为犯错无人收留，被蒋遣回四川，后由白崇禧引入正缺兵少将的第五战区李宗仁麾下，另日本人没有想到的是，把他们死死定在滕县的就是这支“吊儿郎当双枪军”的川军，就是王铭章，王铭章帅所部死守滕县，为台儿庄战役赢得宝贵时间，牺牲之前，他给上司发了最后一封电报：独立山方面本日无友军枪声，想系被敌阻止，目前敌用野炮飞机，从晨至午不断猛轰，城墙缺口数处，敌步兵屡登城屡被击退，时议委座成仁之训，开封面谕嘉慰之词，决以死拼，已报国家，已报之遇。谨呈，王铭章叩。因为汤恩伯的骄横与自负，王一下所部伤亡大半，滕县失守。

        段子很多，印象最深的是这两个。

        自此，谁敢在我面前说国民党官兵贪生怕死不抗日，我他妈抽他丫王八蛋！

        我就不明白，三年解放战争为什么就不能避免？为什么刚刚经历八年抗战付出数千万性命的中国人还要打中国人？为什么中国就出不了一个华盛顿？视百姓之生命为草芥的就没有好东西。

        想起了蒋委员长的话：战事一开，地无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皆须抱定为国奋斗之决心，抗战到底……

      第一次在这个时候打开电脑。以往到单位的第一件事就是揿一个按钮，泡一杯香茶，习惯成自然——但是今天，我没揿那个按钮，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应该终日与电脑相厮守——当然，工作需要除外。健康是一个因素，更关键的是我开始坚定一个信念：把有限的时间用在阅读和思考上，而不是漫无目的的在网路上闲逛，自今日起，除工作需要及获取相关信息之外，不开电脑。

      效果很明显，两个小时四十分钟，除个别篇章之外，读完一份《南方周末》及《南风窗》，有了写与记的冲动。好文字、好思想与朋友共享：

其一：《经济丑闻与官员的仕途》：

      国人大可不必以幸灾乐祸的心态来看待他国的腐败丑闻，更不必以悲天悯人的眼光注视陷入丑闻中挣扎的异国官员。一桩小小的交易，一桩或许根本不存在的交易，在位的当权者为了权力的尊严敢于辞职，这本身已经让人尊敬万分了。孟德斯鸠在《波斯人的信札》中曾说：“人的想象，自然而然的适合所在国的习俗；8天监禁或轻微罚款，对于一个生长在温和国家的欧洲人，其刺激程度，不亚于割去一条手臂对一个亚洲人的威吓。”如果国人皆能自爱，当权者个个奉权力为神圣，那么即使腐败是一场气势汹汹的瘟疫，也定会在某一环节上自动被阻断。但是在一个争先恐后腐败的社会中，再严峻的刑罚也恐怕难挡腐败的侵蚀，因为视怂恿腐败为常态的官场文化，早已死死堵住了建立反腐败政治机制的通道。

其二：《与狗合影及与大师合影》：

      其实文人以文字立身，学者以学术见长，文人学者交往的照片，也是一种情趣，但须是平等交流，才有历史价值。现在看到的照片，则多透露出傍大款式的攀附心态，用文化怀旧的情绪作为包装。或许今天学者文人难再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胆色和骨气，像二奶一样不依附于某一老男人就混不下去，能不急着以图证之？难怪当年章太炎送康南海一副极不厚道的对联：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这样的照片实在不如与沫沫（古代牧羊犬，喜与食客合影）的合影更为赏心悦目。

      晨六时起，欣然尚在酣睡中。梳洗毕，整理球包（前日打球，球具及衣物凌乱）。饮白水一杯，早餐稀饭一、炊饼二，佐以雪菜肉丝，其味美不可言。7时一刻，欣然醒，大声呼“爸爸爸爸”，遂奔走至儿前，嬉笑玩耍片刻。7时半，骑车上班。途中听经典诵读《历代诗歌》数首。

      晨读唐诗，感慨良多。皆因诗虽久远，原述旧时事，然数篇读罢，无不从中窥见当下社会之面貌，历经千年，流弊未扫，恶俗难清，试问天下如何进步？心中愤懑可想而知。自不多言，录于下，有心者揣度之：

其一：轻肥（白居易）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

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壨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掰洞庭橘，脍切天池鳞。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余虽微贱，若此类觥筹交错，杯盘狼藉之场景也曾忝列其中，非但不为耻，或将宴席之档次人等炫耀于友朋前，读古诗，想今事，长此以往，我果为人乎？

其二：安定城楼（李商隐）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忌宛雏竟未休。

      我若一浮尘，飘于天地间，好饮茶读书，喜音乐运动。余生不为人办事（无官无位无钱无能力），亦不求人办事，凭本事吃饭，靠气力养家，六道凡夫，仅此而已。不想也绝不会伤害别人，当然也希望不被别人伤害。其意在远离鹓鶵，远离是非。我之境况强于义山，我之心境好于义山，江湖天地皆非我所愿，坐井底之蛙，固守一隅，善。

      12日下午5点到6点，我作为一个志愿者，在南京市中山东路逸仙桥路口协助交警维持自行车及行人的交通。这是我第一次做一个志愿者。活了三十来年，对志愿者活动的印象依然停留在做学生时的“你扔我捡”（好像是十几年前的一个什么活动，印象而已），除此之外，没有相关的任何经历。我自认为我是个很热心的人，虽然现在有工作和生活之累，但是如果有机会，我会非常乐意参加志愿活动。——我以为，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地区，志愿者服务活动的繁荣与否将直接标明这个国家和地区公民社会的发育程度。民众是否能自在自为，把内心向善的的意念积极转化为实际的行动，让每个人都成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一理念的实践者，把自己看成是环境的主人和建设者——不仅是自然环境，更重要的是人际环境。就像一首歌里唱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一个小时的时间短了些，加之双休日，人流量不是非常多，因此我并没有感到什么压力。倒是不停的有行人对我观望，我的帽子？我的衣着？抑或是我并不正规的姿势？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体验了，如果有机会，我乐于参加这样的志愿活动，或许下次是我一个人而非群体（我比较讨厌群体），我会带上我儿子，让他从小就要感受到既要“信天命、尽人事”的做好自己，又要对周围的人和事有些贡献和帮助。

      又要堕入说教的空虚中了，我这人吧，就是“好为人师”，臭毛病改不了了。

      一个小时让我觉得很平静，很踏实——虽然我没有资格像各级领导和名流一样在镜头前“集体注册志愿者”，但是我能够在马路上一个人以这样的方式待上一段时间，这是一种幸运。

      想起了我的一个朋友，在我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她正在四川支教。很佩服她，自费去参加这样的志愿活动，踏踏实实的为在灾难中受苦的人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祝福她顺利。

      就写这么多。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各类纪念活动和型塑文字铺天盖地。我虽然眼界窄小，孤陋寡闻，但也阅读了几篇东西。其中的三篇文字我以为点到了中国三十年的要害处，不仅言之成理，而且持论公允，有理有节。但考虑到安全性（前车之鉴，不可不察），我这里推荐两篇，除了标题所列出的，还有一篇就是朱学勤先生的演讲《激荡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来看看，不会让你们失望。

（内容节选）

袁剑《中国经济增长的隐形航线》

      在中国，由于各级政府垄断性地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这是中国政府的得天独厚之处），所以，只要他们愿意，在理论上他们就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最多投资，并生产出世界上最廉价的产品。

     事实上，将各种资源及要素价格尽可能地压低至极限以吸引投资（唯一没有被压低的可能是腐败成本），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超速增长的关键密码。于是我们看到，中国有超低的能源价格、水价格、土地价格（有时候是白送），超低的环保标准、劳动标准，超高的税收优惠。在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资源理应由于稀缺而具有更高的市场价格，然而中国资源价格却长期维持极低的水平。巨大差价，被政府送给了各类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合作者。难怪有人说，在中国抢土地抢生态不仅风险极小，而且收益极大，比抢银行要合算得多。很多人都将中国的投资吸引力归结为所谓劳动力价格的低廉，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劳动力价格只是构成中国优势的因素之一。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实际上也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合谋之下形成的。这个合谋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正是造成中国消费率长期低迷的主要元凶。

      权力垄断一向是中国体制的特殊禀赋。与市场经济理论界流行认识所不同的是，这个禀赋并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一直是30年经济高增长最重要的支撑之一。凭借这种禀赋，中国可以通过压低一切需要压低的价格从而在国际投资的竞标中获胜。然而，它的另一面则是人民权利的极端矮化和萎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关键秘密实际是：极端廉价的公民权利。也正是这种长期萎靡不振的公民权利，使得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福利效果受到了严重扭曲，使得高增长的成本一再被隐匿、转移，直至积累到难以负荷的地步。

      所有这一切，都让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价格及“环境”套利的国际资本欣喜若狂。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实际上成为全球名副其实的投资天堂。在全球套利资本蜂拥而至的情况下，中国的投资想回落恐怕都难。如果说此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国内高投资的话，那么其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则同时为国内及国际两个高投资所支撑。这种高投资所带来的高增长与毛泽东时代的投资颇有几分相似。区别在于，现在的这种高投资多少要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从理论上及经验上看，长期脱离消费的畸高投资必然带来严重过剩，幸运的是，冷战结束之后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全球化市场，为中国的这种高投资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条件是：必须低价，甚至是最低价。所以，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本质并不仅仅在于国家塑造了一批大型的垄断企业，而是通过国家力量为所有资本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套利环境。

      我们大致可以这样图解一下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循环：中国利用国家操纵的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吸引投资（当然也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本身的高投资），通过最廉价的方式消耗国内资源或者以昂贵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所需资源来维持产能，然后以最低廉的价格在国内及国际两个市场上同时倾销其巨大的产能。我们丝毫也不怀疑中国的高增长，但整体上看，这越来越像一桩赔本的买卖。而赔本的买卖是很难持续的。

      必须提醒的是，政府塑造一个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了剥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人民的社会保障、劳动阶层的工资都处于被剥夺的可能之中，子孙后代享受正常自然环境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而这些被剥夺的福利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被源源不断地馈赠给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及境外的套利者及消费者（这个过程中的市场交易外表特别具有欺骗性）。这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高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本质。

      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中国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一个多赢的游戏，而是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这就是为什么1990年代中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经济增长感到疑惑和不耐烦的原因。人们似乎渐渐明白，中国的高增长实际是这样一个怪诞的组合，即：高污染、高消耗、高剥夺，而它的另外一副面孔则是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费以及急速扩大的贫富悬殊。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中，投资焉有不高之理、消费焉有不低之理？中国民间对经济增长的逐渐祛魅向执政者发出了一个警告：作为政府合法性金字招牌的高速增长可能正在迅速褪色。

      我最无法忍受的炎夏如期而至。

      这几日，南京热的让人喘不过气来，工作依然繁忙，每日除了外出奔波之外，最大的享受就是待在办公室里读几篇自己心仪的文章。上下班的路途基本变成“桑拿浴”的过程，即使清凉的音乐也无法让我快乐起来——真是热的不行。

不过好在最近的思路有些变化，不再像以前一样爱坐办公室了，时不时的出去跑跑成为我的一种享受，这似乎和我害怕天气炎热有些矛盾，但是我确实想经常出去走动，让灼热的阳光扫却内心的阴霾，让满身大汗冲刷思想的污秽。

      天气热很显然影响到我的情绪，我从不讳言我是一个极端情绪化的人，虽然我试图通过一些方式改变这种情况，但似乎成效不大。最直接的表现是对儿子缺乏足够的耐心，甚或在他无法安静或表现比较过分的时候吼上两句，事后我总会责备自己并提醒自己。我希望天气快些凉下来，当然更重要的是我的心快些安静下来——至于目前的思想状态为什么会比较躁动，我实在无法确切的找出原因。

      对待生活，我想我还是应该积极一些，如尽如人意的事很多，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所以如果仅仅因为一些琐事而经常性的影响到自己的情绪，那么我将整天生活在无边无尽的烦恼中。这种情绪甚至让我开始质疑十年前自己进城的正确性，我开始反问自己——如果我当时就飘落在乡间的一所小学，那十年后的今天会是怎样一番图景呢？或许——不，就一定不会有现在这么多烦心事。好了，不说这些没有用的屁话，自己的选择，自己就得受着。

      多做些事情吧，那样不至于让自己堕入落寞空虚的深渊；多看些书吧，那样不至于让自己成为一具没有思想的躯壳；多带带儿子吧，那样不至于让自己彻底失去一颗没有污染的心；多存些善念做些好事吧，那样不至于让自己冰冷的无法触摸自己的跳动的心。

      有些人，有些事，总让我挂念。我想，生活就是挂念，而挂念，则意味着辛苦与幸福。

      这几日心里颇不宁静，总是记挂着我的母亲和儿子。

      自从半月前儿子被我负气送回去以后，我一直放心不下。主要是因为这段时间正是梅雨季节，天气闷热潮湿，阴雨连绵。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母亲在乡间一个人带欣然，困难可想而知。虽然到目前为止，母亲的身体状况尚好，但毕竟也是上了年纪的人，加之欣然整日玩耍疲闹，母亲的辛劳超出平常数倍，给欣然弄吃的，陪欣然游戏，安顿欣然睡觉，还要一刻不停的注意蚊虫的袭扰，真是辛苦至极！看着母亲头上的白发渐多，我的内心很不好受。

      不过情况总算有些转机，老婆放暑假了，两个月时间可以好好带带欣然。我今天做了联系，安排老婆回家把母亲和儿子一起接过来，这样，奶奶和妈妈两个人带欣然，加之城里的条件要稍好于乡间，母亲可以稍微省心些，老婆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寓教于乐，让欣然度过快乐的两个月。只是母亲也得在我这儿住两个月，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母亲在我这儿，心里又放不下一个人在家的父亲，父亲为了减轻我们和兄弟的负担，至今仍在工作，有母亲在家，他吃喝不愁，但是一旦母亲到我这儿带欣然，他一个人在家是要受些苦的，这一点我很清楚。

      以上种种，一直然我心生不安，但我能力实在有限，除了尽力孝敬父母之外，我面对现状别无他法，对于父母的愧疚时不时涌上我的心头，真不知道父母亲什么时候才能从我这个儿子这里想到真正的清福啊！含辛茹苦把我们抚养成人，现在又要为我的下一代操心，哎！

     不过算我幸运，遇上了这样好的父母，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虽然没有锦衣玉食，大富大贵，虽然父母只是普通的农民，但是他们让我感受到了强有力的温暖和支持，从前，现在以致将来。

     无话可说，唯有奋力前行，肩负起对他们的责任。父母的恩情，我将竭尽所能加以回报，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

     我自认为自己还是有点骨气的人，不会为一些事情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是我也决不是懦弱之辈，该坚持的我依然会坚持，无论面对什么情况，我有我的底线和标准。

     希望母亲和儿子能顺利回来，希望未来的两个月我们能顺利度过。是以为记。

      此书搁置案头已近半年，这期间虽未完整的阅读，但每得空总能翻上几页，一段时间积累下来，竟发觉很多的篇什都已看过。

[作者独白]

　　现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终点了。我常常回忆九十多年的历程，感慨万端。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更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在我九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一波三折，好运与多舛相结合，坦途与坎坷相混杂，几度倒下，几度爬起来，爬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可是真正参透了世态炎凉的玄机，尝够了世态炎凉的滋味。

[内容介绍]

　　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季先生从童年顽劣、学习游历、老年生活、治学体会四个方面入手，回忆了丰赡的人生经历，道出了杂陈的人生况味，文字风格兼具纪实性与抒情性，将时代变迁与个人经验有效地融为一体。和通常意义上的回忆录不同，本书没有采取完全线性的、编年史式的写作方式，而是以主题定文章，同一主题下的文章相互间又有对应和回护，从而把作者对几个人生关键词的记忆与感受层层剥开，读者能在吉光片羽一样的文字中读到那一代知识分子求学治学之不易，更能在深入的主题挖掘下感受到季先生对生命透彻豁达之体味。

　　季羡林教授是中国著名东方学家、梵文学家，中国东方学的奠基人。 季羡林教授从事东方学和印度学的研究逾半个多世纪，在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等学术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研究领域之广、取得成就之大、中外影响之深远是极其突出的，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本书是目前为止，季先生唯一一本对人生与治学进行总结的图文书。让人得以通过阅读季先生的文，管窥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与力量。该书精选了季先生不同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照片近百幅，与文字相得益彰。

      在谧静的夜晚，在桔黄色的灯光下，阅读季老的《另一种回忆录》，耳边却仿佛鼓乐齐鸣，或许这也是一种“大音希声”的表现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