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事情比较多，但是我都能一一应付，只是其中有一个比较大的材料，需要我花费一些心思。

      很高兴得一件事——和多年前的老同学开始建立了一些联系。十来年了，想想当初全班五十来个同学共度的三年时光，颇有些感慨——现在回想起来，老实说，我并不认为那三年对我思想的形成有多大的影响——我更觉得之后的两年奠定我人生的基础——特别是思想和学问的基础。但是，毕竟几十个来自南京各个地方的同龄人聚在了一起，共同学习，共同生活，这本就是一种缘份，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回味和珍惜的。

      这么多年里，有联系的只有两个同学，因为工作的关系，平时也仅是偶尔问候。我不是一个爱凑热闹的人，虽然我是曾经的班长，但我并不奢望能聚集多少人，也没有搞什么同学会的想法，因为毕竟这么多年，且人各有志，好恶不同，真正见面甚或尴尬会多于喜悦。内心对那段岁月和那些同学的怀想仅仅体现在我偶尔从网络上试图搜索一些他们的信息而已。

      但是我忽略了一点，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如同我这般木讷，如同我这般总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当这种要求明白无误地传达到我这里的时候，我想我应该尽力做好这件事情。

      曾经只停留在照片上的同学开始有了声音、有了图像、有了消息，曾经在脑海中渐渐模糊的印象又逐渐清晰起来，让人倍感亲切。

      祝福我的这些同学，联系上的，没联系上的，祝福你们平安、幸福。

      今天又去了新华书店，买了三本书——《柏杨品三国》、《帝国政界王室之大明王朝纪事》、《地中海的秩序》。

      虽然获得这几本书没有花钱——消费的是单位发的购书券，但是还是忍不住想批评自己最近在读书学习方面的表现，就像我标题中所说的。

      我喜欢读书，也喜欢买书，自己的小书房里已经堆满了书籍——许多都是工作以后特别是换了工作以后购置的，说实话，本身就有欲望，但一直因为收入不高而消费有限，现在挣钱稍微多了些，欲望得以爆发，粗略估算一下，自去年七月至今，连钱带券，购书不下1500元。

      想起了自己以往买书的故事：

      其一，当年读中文，为了能够买一套最新出版的复旦章培恒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咬牙跟同学借了100元钱，在学校附近的公关书店购得此书，虽然过了一个月的紧日子，但是内心的喜悦还是让我激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现在翻开此书，还能清晰地看到上面密密麻麻的批注和红绿相间的勾画。当时那种获取知识的渴望压倒一切我在物质方面的要求。

      其二，随着阅读的丰富，我开始不能满足于历史教材，希望能读到一些史籍原著，终于，我利用一个周三下午自习课的时间，乘车前往湖南路新华书店，花了爸爸给我的两个星期生活费，购买了一套古籍出版社的《二十四史精华》，四本书很是厚重，我就像抱了金元宝一样，把它带了回来，开始了我阅读中国历史的过程。

      其三，读书的时候，我并不怎么读小说，甚至不太看得起写小说的（在我的心目中，我更欣赏学问家），只是因为一次在学校门口的盗版书贩那里花了5块钱买了一本字小的我都看不清且错误连篇的《平凡的世界》，让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虽然不多，但还是有些小说可以看一看的——即使很快我就觉得路遥的小说实在是才情有限。看完以后，我实在无法忍受盗版给我带来的痛苦，于是，我又勒紧裤腰带，购买了正版的三卷本的《平凡的世界》。后来我觉得，路遥的《人生》要更好一些。

      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静静的呆在书房，看着满架的书——特别是作学生时的旧书，每看到一本书，都能想起这本书的来历，就像在品味一个故事。每一本书都来之不易，每本书我都很珍惜，每本书我都认真阅读。

      而现在，书还是很多，但却没了故事——想到了，便买了，或是网上，或是书店，而不必考虑经济问题。也正是因为这样，对这些书的珍惜程度远不如前。读起来也不如以前细心了。

      袁枚说“书非借不能读也”真是至理。最近一段时间，我决定不再购买新的书籍，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读书。

      就着标题，把这首诗写完吧:

      近来人事半消磨，买书更比读书多，书似青山常乱叠，读书精神渐蹉跎。

      以前没有孩子的时候,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总显得办法多多,言谈举止间流露出"教育专家"的派头。事到临头方知“看人挑担不吃力”，轮到自己却乱了方寸。

      最近两个月，儿子在爷爷奶奶家，我们每个星期都去看他，他很快适应了乡间的生活，不仅吃得香睡得着，而且每个星期都长本事——会挤眼睛了，会摇头了，会拍手了，会再见了，会爬了，会站了，估计很快就会走了。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反思自己前一段时间的表现，总觉得自己有些“过于溺爱”的嫌疑，和自己没有孩子的时候态度截然不同，具体表现如下：

      天气刚有点热，我立即打电话给妈——儿子会不会太热啊，实在不行就开空调吧！而在以往，我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是：小孩子热一点怕什么呀？

      家里蚊虫比较多，我立即打电话给妈——不要让儿子被蚊子叮了，赶紧买宝宝金水，买大蚊帐。而在以往，我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是：小孩从小就要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蚊子咬两口没什么的。

      我每天要打好几个电话，几乎不厌其烦得询问——儿子今天怎么样啊？吃多少，睡得好吗，有精神吗，有没有洗澡，有没有散步……其实，在爷爷奶奶那儿我非常放心，但是总还是要问，因为突然发现，在自己内心最深处、最柔软的地方都是儿子的样子——我知道，他已经是我这一生最大的牵挂了。

 

      昨天晚上，我从城里赶回乡间，只因为最近几天，儿子的大便不正常，次数多了些，但又不是拉肚子。我以为没事，觉得这是因为天气热，儿子喝奶多的缘故，没有任何表现说明儿子因为这个大便次数多了一两次而影响到他生长。可是老婆不干了，她咨询了医生，说一定要到医院检查，并且不停的重复他的那套理论，我实在受不了。但最终我还是当天晚上就赶了回去，今天一大早和妈妈一起到医院——结果正如我所预料的一样，医生说没什么问题，开点助消化的药吃吃就可以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打车费100，看病费150，排队1小时，外加老妈和儿子路途上的奔波于折腾，真不知道值不值得。

 

      有了儿子，就是这样了——只要他有个头疼脑热的，我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因为没心思——爸爸不好当啊！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又放暑假了。

经历了大喜大悲，便有了大彻大悟。面对校园里凄凄惨惨的别离之景，我似乎有些麻木：又是一年的风雨轮回，哭笑也罢，狂歌痛饮也罢，喧嚣之后复归于平静。山依然是那座山，水还是那条水，时间会将一切漂白的异常清淡。

回想这一年的生活，脑海里留下一片空白，说要改变自己一定要改变自己不改变自己就不行，结果我还是原来的那个我；说要心如止水心如槁木心如枯井，结果我还大喜大悲大哭大闹在意的事情装做不知道；说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多看多读多写文章，结果我还是无知无聊浅薄骄傲一瓶不动半瓶摇；说要品味孤独单枪匹马闯天下朋友是假，结果我还是故做镇定假装深沉满嘴都是话。

用两个月的时间好好思考，虽然“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我不信上帝，所以他笑不笑我也就无所谓了。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八日      阴郁

本周是实习的最后一个星期了。总的看起来，我自觉问心无愧，尽到了一个实习教师应尽的责任。周末班级组织去游玩，早已决定不去。但王老师似乎一直不知，一有这方面的事情便和我商量，我只是允诺而已，而不便急于推脱。但我断然是不去的，一来本意已决，断无更改的道理，二来此次分配一事，若交钱，少说需万余，暑假又要买电脑，我怎么再开口提及此事。所以这个星期回去之后，我一直没有对父母提起，我相信我是正确的。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晴热

为毕业文集一事，奔波几次，感觉颇有些疲惫。但总算是大局以定，虽然在一些细节上不能做到十全十美，我已经心安，总觉得对得起这份责任，对得起全班同学，估计一两个星期之后，这份工作将告结束。大家都可以拿到一份挺不错的毕业文集，也算是对这两年的生活的一个总结。我不求也不敢求每一个同学都对这份集子满意，但总还是可以说过得去，对得起自己的，因为它毕竟凝聚了我的精力与心血。

实习总算结束了，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最深刻的感觉是紧张与充实，的确学到了许多东西，理论知识告诉我：教学是一门艺术。实习帮我证明了这个道理的正确性。同时，我又一次经历了命运对我的思想考验，时只今日，我仍是心有余悸，自觉在考验面前有失水准。可能是这个考验关系太大，以至于我无法做到“心如止水”，所以我并不苛责自己，只希望在不多的时间里，一切能更顺利一些便好。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晴热

还有一个月就要毕业了，十四年的读书生涯从名义上说就此结束。每当这个时候，脑海里总是想着许多许多，有时候甚至是一片混乱。现实的经历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生活总是与你的想象和憧憬保持一大段距离，我所经历到的最刻骨铭心的感受便是失败的挫折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烦躁不安。有时候会突然觉得未来挺美好的，前途一片光明；可是转眼之间，又觉得将来并不会那样美妙，断定等待我的只有不尽的挫折与乏味。最近这段时间，这种感觉总是很强烈，以至于我根本无法以一种正常的态度来对待生活，我无法保持一份正常的心态。可能是因为一些经历的反复无常造成的吧！

不过这样也好，它可以让我清楚的看见自己的狼狈与渺小。

　　 最新一期的《南方周末》上有一篇文章——《瑞典社民党是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引起我的兴趣，看完之后更是感触颇深，看看人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真是让人钦佩不已。不想在最新一期的《经济观察报》上又看到同样的内容，相较于南周上的节选内容更为丰富，更为精彩，更为详细，题目叫做《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作者是现任中国经济体制协会副会长杨启先先生，这篇文章是八十年代作者在瑞典考察期间的文字，经历风风雨雨，终于见到阳光。

    强调一下，我看此文纯从学术角度，希望更多的领导人看到此文，并能从中多受启迪，那就是人民的大幸了！

 

    瑞典社民党高扬社会主义旗帜
　　“感觉上，瑞典的社会形态真得很接近社会主义。”上海大学生钱岑这样描述瑞典。她游历过福利政策出色的法国、德国，但瑞典的这种感觉显然更强烈。据介绍，许多到过瑞典的中国人大多有着与钱岑相似的感觉。
　　“瑞典没有真正的穷人，表面上很难看出明显的阶层分化。”瑞典人的收入差距小，住房上力求保证人人有房。此外，瑞典还有全免费的教育和近乎免费的医疗。如果因病无法工作，还能获得至少75％的工资……
　　对于接触过“经典社会主义”的人来说，资本主义瑞典无疑有着一副迷人的“社会主义”面孔。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瑞典社会民主工党(简称“瑞典社民党”)，高扬着以平等与福利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旗帜，在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走下坡路的时候，瑞典模式却渐渐被世界所认可。前苏联为此派出了众多学者、官员到瑞典进行调研。
　　“社会主义旨在福利”
　　不过，瑞典留学生佩尔松对此的看法有点模棱两可，“这个问题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讲清楚的”。
　　瑞典商业的85％、制造业的94％属于私人，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来看，瑞典当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如果只看社会分配以及不同阶层的相互关系，瑞典则更接近社会主义。
　　其实，体现社会平等的瑞典福利体系可不只包含社会主义的元素，它也同样有来自传统的社会理念。早在1847年，瑞典就有了首部《穷人法案》，声言“让每个贫民吃饱饭是每个城市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把瑞典建成现代福利国家无疑是由瑞典社民党引领并完成的。上世纪20年代，瑞典社民党领导人汉森曾说过，社会主义旨在福利，福利是社会主义的象征，并由此成就了瑞典模式。在经过60年的培育之后，普通人已很难抛弃现有福利体制去追求新自由主义。2006年美国《新闻周刊》曾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和杰坦福兹做过民意调查，结果只有一个55岁的农民对制度表示了不满。
　　即使社民党的政治对手也无法撼动福利制度。2003年，代表右派的温和党曾公开挑战福利制度，但在大选中惨败。2006年当它卷土重来，小心翼翼地表示“我们喜欢瑞典现有的东西，但应适度进行调整”，这才击败了社民党。甚至有评论家认为，温和党之所以能获胜，是因为它比社民党表现得更像过去的社民党。
　　放弃暴力　强调合作
　　一个公开强调社会主义的政党——尽管每次提到“社会主义”一定会加上某些限定以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相区别，能够在资本主义瑞典先后独步政坛六十余年，并把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改造得越来越社会主义，让其理念成为社会的共识，做到这一点无论如何都属不易。
　　瑞典社民党的总部位于斯德哥尔摩Sveavagen大街68号，它的党史展览室里至今高悬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在任何场合，瑞典社民党都不忌讳说，马克思主义是该党的最核心的理论指导；它的党纲和党章，虽然经过多次修改，依然能清楚看出早先的模样———直接脱胎于恩格斯指导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和党章。
　　瑞典社民党成立于1889年，正值社会主义运动高涨时期。尽管其最初的目标是“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并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但瑞典社民党的“暴力”色彩始终不那么强烈，反而更强调合作。比如，瑞典社民党是欧洲最早与农民联合的社民党。刚成立25年，社民党就成为瑞典议会第一大党，参与了对国家的管理，这当然也是政党妥协的结果。
　　早期议会斗争常常充满着无奈。上世纪20年代，瑞典社民党有三次单独组阁，但结果却发现不但无法实现其党纲中“取消私人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将其置于社会控制与占有之下”的目标，甚至连对失业保险做些小调整都做不到。但是，困惑之余的瑞典社民党最终还是向社会达成妥协，调整了自己的政策目标。
　　平等、福利——花多少钱能买得到
　　1928年，社民党领导人汉森提出了“人民之家”计划。他把国家比作家庭，汉森认为：“好的家庭不会认为任何人是优先考虑的或者是不被认可的；它不会承认任何人的特殊利益，或者把任何人当作后娘养的孩子。”
　　汉森希望通过普遍的福利来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手段是运用国家力量实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首先使劳动者在经济上免于压力，而其最终目标则是政治上的平等、互助与民主。汉森相信，社会主义首先是国家与社会旨在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的努力，而且，也不一定要通过剥夺资产阶级来实现，因为在一个平等、民主的社会中，经济寡头的统治必然失败。“人民之家”对“平等、福利、合作”的强调，成为瑞典社民党长盛不衰的法宝。
　　1932年，在汉森成为瑞典首相后，他把这套理念运用到实际政策中。七十多年中，这一理念不断接受选民的检验，有两次社民党已被赶下了台，不过简单的修正与调整之后，选民总是会重新聚集到社民党旗帜下。
　　在中央党校教授杨玲玲看来，“人民之家”的成功占了天时、地利和人和。首先是瑞典的工业革命到来较晚，资产阶级的力量并不强大，而新兴的工人阶级却得以很快壮大；其次，社民党真正表现出执政特色是在经济大危机后，运用国家手段干预经济正逢其时；最后，妥协是瑞典政治的一大特色，往往不采取激烈的方式，用现任瑞典驻华大使林川的话说，“我们的方式就是更多的折中，避免争斗”。
　　有人说，瑞典今天的平等与富足全拜高税收之赐。瑞典税收的确很高。收入累进税最高可达88％，如果一个瑞典人每月收入是20000瑞典克朗，那么他纳税的税率为45％。目前瑞典税收占GDP的比例是71％。
　　但这样看问题未免略嫌片面，试问：活得长久一些的自由，免于生病无着的恐惧，免于匮乏的恐惧，获得有适当报酬的就业机会，在和平的、无犯罪的社区生活……所有这些，究竟花多少钱能够买得到？
　　1972年时，前瑞典社民党领袖、政府首相帕尔梅曾说：“瑞典社会现在还不具备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所需要的那些基本条件。”瑞典社民党第31次代表大会也不再明确提“社会主义是奋斗目标”。不过，马克思的画像依然高悬在瑞典社民党总部，许多瑞典人知道，瑞典的今天与这个人密切相关。      

一、苏迪曼杯中国队第六次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我想叨的是啥呢？中国羽毛球队的总教练李永波——此人太过狂妄，当然他的这种狂妄是有资本的，因为在他统治下的中国羽毛队可以说独步当今世界羽坛，特别是打团体赛，基本上可以见谁灭谁。我想说的是，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能口没遮拦，今天炮轰组委会记者招待会场地太过简陋，明天炮轰裁判长胡乱安排出场顺序——无可否认，本次杯赛确实在组织方面有瑕疵的地方，但是为什么就不能变现得更有涵养一些呢？，为什么就不能有容人之量呢？我想在更多的时候，理直气壮不如理直气和。我在收看体育新闻的时候，插播了一段花絮，半决赛的赛前准备会，就女单人选问题，教练唐学华提出自己的意见——考虑到赢面很大，张宁有伤，能否让小将朱琳上场。我虽非内行，但就意见而言，合情合理。而总教练李永波的表现就是直斥唐教练开玩笑，语含嘲讽，盛气凌人——我姑且不说你李永波不尊重老同志（唐教练看上去应该个比李永波大），单单从你的话就可以把你臭骂一顿，如此重大的比赛，作为女单主教练，人家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就是开玩笑，就你的意见不是开玩笑，什么东西？我觉着吧，就中国羽毛球队而言，最不重要的就是你李永波，拥有这么多世界顶尖水平的高手，说句不客气地话——老祝我都能到你的位置混个仨月五月的，有什么呀。

 

二、皇马夺冠了。今年皇马踢得不好，无论是联赛还是冠军杯——当然很大程度上和球队内部的不和谐有关系，首先是卡佩罗和大牌球员的矛盾，巨星们退役的退役，离开的离开，曾经在球场上叱咤风云的白色闪电已经变得不再犀利，从见谁灭谁到见谁输谁，依仗着瘦死的骆驼——勉勉强强在联赛中排名在前，曾经有一段时间，谁也不会想到皇马还能在本赛季和冠军的名字连在一起——可奇迹就是发生了，在联赛的最后几轮，他们越打越好，同时加上被皇马传染的巴萨越打越差，把到手的冠军让给了皇马——这也是最后一轮的事儿，更准确地说是最后一轮比赛最后20分钟的事儿。皇马的命真好！小贝走了，卡洛斯走了，这不免让人伤感——西甲的赛场上难见“圆月弯刀”，难见“重炮轰门”。不过话又说回来，铁打的球队流水的兵，有走的肯定有来得，足球还是要看，真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啊！

 

三、九江大桥塌了。有车失踪了，有人死了——据说桥的倒塌是因为被一艘运沙船撞上桥墩所致——据说此桥见于1989年，当年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我就寻思怎么一撞就塌呢？可怜了那些掉入江中的冤魂，谁曾想只在电影中发生的倒霉事竟发上再自己的身上呢？我觉得有必要喳喳这个桥当年这个二等将是怎么回事——特别是当年如果还有三等奖的桥现在更要一律停用，你想啊，二等奖的桥二十年不到就被撞塌了，那三等奖的肯定是“一碰就倒”啊，出于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这个事儿应该做。由此我也想到——俺们南京长江大桥到现在也有五十年了吧，现在使得还挺好，好家伙，不知道当年它有没有参加评价，如果有，得拿个特特特……等奖了吧。

 

四、《汤姆叔叔的小屋》情景再现，山西河南黑砖窑奴役民工（童工）事件震惊天下——成百上千的民工甚至是童工被骗卖到黑砖窑，从事高强度的劳动，过着非人的生活，像奴隶一般的生活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家庭中。终于，民众出离愤怒了，中央高度重视了，领导认真批示了，地方成立专案了，坏人落入法网了，支书被开除党籍了，从事件爆发到我今天看到的最新进展情况，不过一周时间——公仆的效率真他妈的高啊！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如果不死几个人，如果中央不知道，那就不是什么事情。现在，出现这样的局面，你地方政府抓贪官也罢，查黑幕也罢，领导“亲自”也罢，都不能平息我心中的怒火——你们这帮王八蛋早他妈干什么去了！我无语，真是，谁能设想在今天，在国家大剧院的巨蛋闪闪发光，在奥运气息扑面而来，在党的十七大脚步临近，在我们就要实现和平崛起的复兴大业的时候，竟还有这样的事情？悲哀——我们离自由、公平、正义、法治、人权这些普是价值的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庆幸——这样的事，我一个小民也能知道了，并且还有唠叨两句的自由。

    最近有个事儿吧闹得沸沸扬扬，电视、报纸连篇累牍，什么事儿呢，请看——

     前两天，我通过媒体了解到这个事情，好像都是从实践民主的角度进行正面报道，当时仅仅是一带而过，没有深想，但是总觉得这个事儿吧让人感到挺别扭——味道怪怪的，肯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联系到前段时间俞可平的一篇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再对比这件事想想还真是个好东西，实践起来挺简单啊——直到今天早晨通过网络读到熊培云在南都上的一篇文章，一针见血的说出我心里的别扭——只可惜我水平太次，文词太糙，只能借助培云的睿智与博识满足自己的表达欲望——

 

       既然我没有权利通过自己的签名取走你银行里的存款，那么你又有什么权利通过选票上签字夺走我的应有之物？

拆迁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斗地主”。在民权觉醒的今天，当民众要求自己做主，“拆迁党”的日子就不是那么好过了。几个月前发生在重庆的“钉子户引导人民”，着实让那些自以为掌管了推土机“拆按钮”的政商人士被动了。拆迁遇到了“钉子户”怎么办？痛定思拆，最近有高人在北京酒仙桥打出“化钉绵掌”——大家去投票吧，如果多数人同意拆，就一鼓作气，把那几个钉子给拔出来！

　　且不说最后的投票结果如何及如何评估，这个“公投方案”从一开始便受到媒体与网民的强烈质疑，相信该质疑仍会持续下去。最简单的质疑是：作为各自财产的拥有者，每个人只能对自己的那份契约负责，既然我没有权利通过自己的签名取走你银行里的存款，那么你又有什么权利通过选票上签字夺走我的应有之物？

　　显而易见，发生在酒仙桥的“零敲碎打的民主”从一开始就走样了。表面上看，拆迁最后决定权似乎从推土机高扬的铲斗下放到每一位居民手中，政府与开发商不是积极地走到台前进行协调与谈判，而是将“钉子户”问题直接抛给了拆迁户。然而，一个微妙的变化是，在没有进行投票表决之前，每家每户有着同等的权利，他们团结一心、最大化自己的权益，在某种意义上说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一旦付诸“民主”表决，原有的利益共同体迅速被瓦解成两半。

　　有人说，“拆迁户公投”可以避免因为“钉子户”的出现而导致的对其他居民不公平。我想，稍有点产权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送温暖”的逻辑如何没有根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底线”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它意味着所有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已经受到了国家根本大法的认可与保护。在此意义上，有理由相信，罔顾公民宪法权利的所谓“一碗水端平”，不过是摆了个优雅的Pose，究其实质，端的却是个“漏碗”——照这样端下去，用不了多久，公平与正义之水恐怕都要流光了。

　　不难发现，当业主与开发商之间的讨价还价让位于民主表决，实际上是将个体利益绑上群体利益的战车，是将一对一的“经济问题”付诸多对多的“政治解决”。在这可有可无的伪民主程序面前，坐收“公共利益”的红利者必然是坐山观虎斗的开发商与相关权力部门。

　　民主，和其他许多价值一样，是全人类共享的文明成果。作为一个政治文明的后发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没少进口民主零部件，也试图组装，但是最后多半走了样，不是装错了零件，便是放错了地方。比如说价格听证会，自从上世纪90年代引入中国后，十有八九最后都难逃“听必涨”的宿命。在很多地方，价格听证会不但没有起到保障民权的作用，反而为相关部门的为所欲为提供堂而皇之的辩护——人民需要涨价，政府顺势而为。同样，当“超女民主”席卷长城内外，黑龙江省也出现了惊动全国的“报纸选票民主”，为选优秀人物，一份普普通通的报纸竟被炒到50元。当公民的评议权被附着在报纸上随意转让与买断，所谓“民主”不过是公意羊头下的狗肉。

　　近两年常听人们争论民主是个好东西还是个坏东西。在我看来，民主首先得是个东西。如果民主连东西都不是，我们应该讨论的就不是民主的好坏问题，而是民主的真假问题。我们看到，当有关部门虚拟出一个莫须有的“公共利益”来让酒仙桥的拆迁户们“公投”，“私权充公”的程序其实已经启动。显而易见，这种假借公意试图通过投票来损害他人权益的所谓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更不是我们这代人或上几代人盼望的民主。按照托克维尔的理解，“酒仙桥式民主”充其量属于“多数人的暴政”；按照我的理解，有人在酝酿一场“多数人参与的有道德的抢劫”。真正的糟糕在于，在这个“多数人”面前，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被剥夺者。（来源：南方都市报作者：熊培云）

      我私下以为，是男人就应该喜欢足球。当然我知道说这话可能要得罪许多男人，读书时班里一位我还比较欣赏的男人说了一句话“一二十人围着个破球跑来跑去有什么意思”，就这一句话，彻底毁了他在我心中的朴实好学的形象。我坚持私下里认为——是男人，就应该喜欢足球（决不是中国足球）。

      昨晚，看《天下足球》——这是我每周一晚上的视觉大餐，开始一周工作的郁闷心情到这里划上句号——有球看了吗！

      “好东西，只有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成为经典”，在回顾欧洲杯50大经典进球和三场经典比赛的时候，主持人小段如是说，我深以为然。

      曾经非常熟悉的面孔，曾经让我沸腾的进球，曾经许多激动人心的场面，当他们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眼前重新出现的时候，记忆的闸门一下打开了，想起了那些令人难忘的看球岁月。

      英格兰——加斯科因、阿兰希勒、谢林汉姆、保罗因斯；法国——普拉蒂尼、德尚、里扎拉祖、齐达内、特雷泽盖；克罗地亚——博班、达沃苏克；土耳其——巴罗什、波波斯基、哈坎苏克；瑞典——布洛林、达赫林；德国——马特乌斯、克林斯曼、沃勒尔；荷兰——范巴斯滕、古利特、里杰卡尔德；意大利——马尔蒂尼、科斯塔库塔、德尔维其奥、卡纳瓦罗；葡萄牙——菲戈、戈麦斯、若奥平托……（一时想起这些名字）

      这些个老人除了个别至今还在为足球而战，大多已经离开了绿茵场，但是他们的名字连同他们的足球一起镌刻在世界足坛的纪念碑上，他们给我带来的青春岁月的激动与疯狂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当年为了看意甲从中学课堂上偷偷跑回家躲在十四寸熊猫的前面，喝着廉价的茶叶末，吃着干瘪的花生，度过一个半小时的神仙时光；在晓庄读书时为了能看96年欧锦赛，七八个男人在夜晚脑袋挨脑袋挤在吴晓东老师家里一起看球，中场休息时鬼鬼祟祟的躲出来抽烟；工作时住在学校，为了能看球，拉了一根五十米的线，穿房过店的终于把有线电视接到自己的宿舍里；有家有儿子了，依然脾性不改，在深更半夜蹑手蹑脚的起来看球，顺便还站在窗口前后楼张望张望，看看有没有同道中人。

      这些场景，伴随着电视画面，在我的脑海中一一浮现，以至于节目结束了，我还没从记忆中回过神来。

      我庆幸——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叫足球的东西。

 

      虽然我知道自己最终还是要付出这份钱，但是我依然固执的坚持到最后，以此表示我的反抗。

我指的是居民申领第二代身份证所必须缴纳的20元钱——首先声明，我不是刁民，我也不是缺这20元钱，作为一个公民，我仅仅是想知道国家为什么要收全国人民这20元钱，针对这件事，我心里有疑问，不得不发。

      我个人以为，居民申领第二代身份证必须缴纳的20元钱，于情于理于法皆不合。我一直惊诧于面对这样一个明显违背常理的现象，牵涉到数亿人的大事情，怎么就很少听到反对的声音？或许是很多人心中也有疑虑，但是觉得有什么用呢，从来不都是这样吗？国家让交就得交。我也知道，结果像我这样的小蚂蚁最终在国家机器的碾压下，可能连尸首都见不着——我的意思是最终我还是要交这份钱，但是我还是要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我们都知道，在现代法律制度的框架中，国家和公民个人民事权利的主体应该是平等的，当一方因为自己的方便而要求另一方给予配合的时候，有义务为对方因为配合过程中所付出支付费用，我想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同理这次全国换发第二代身份证，并不是公民个人出于私利的意愿，而是国家为了管理的方便而做出的一种行政行为，基于此，国家为了自己的便利要求公民配合申领第二代身份证，有什么理由强制公民缴纳20块钱呢？反过来说，如果是公民个人因为自己的原因（身份证遗失、被盗、折损等）去重新申办身份证的时候，他能要求国家来承担费用吗？

      我想这应该是最简单的道理。大家可以想一想，在我们每个人的第一代身份证上，都有明确的有效期限，在这个期限还没有到来之前，从法理上而言，他都是有效的，如果在这一过程中，突然有人说对不起，你的这个不能用了，我要给你换一个，那么我最起码有两个选择——我不同意换，我换但是更换的成本你来出。对不对，应该是这个理吧！

      此风一开，以后关系到公民个人的所有证件——什么身份证，驾驶证，护照，户口本，房产证等等等等，如果国家又以不方便管理为由，要求收费更换，老百姓能受得了吗？

 

 

人在金钱面前为何难以平等?

　　在一个市场力量比较弱，等级观念残余影响比较强的社会，社会内物质资源的使用并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人在金钱面前并不平等。有不少紧缺的资源和商品不能完全由市场分配，还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参与发生作用。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实际上是由经济权力或特权(不是基本权利)的交换组成的一个网，甲掌握着某种特权，可以用来交换由乙掌握的另一种特权。有时甲所需要的特权不能由乙提供，但乙认识的丙握有此种特权，于是又出现了三角交换。慢慢地，交换越来越复杂，最后形成了特权之网。

　　这个特权交换网有时并不以很清晰的面目出现，局外人想通过这个网得到某种经济方便的话，必须通过某一局内人的介绍。在此种社会内，一个人的命运必然同时受到三种机制的摆布，即基本权利、市场机制和特权。

　　然而特权网的建立对社会的富裕毫无补益，反而只会败坏社会风气，造成社会动乱。因为特权的享有和分配是互相排斥的，我多得一些特权，你必定少得一些特权；一件事由甲作出决定就容不得乙再来说三道四。但人的基本权利是不具有排它性的，承认甲的基本权利不需要减少乙的或任何人的基本权利。市场机制也是同样道理，因此市场的交换可使双方同时受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由市场分配(通过金钱的作用)和由特权分配(通过行政命令)对社会的发展所起的不同作用。

　　过去流行的一个重大误解是，只要追求金钱必定损人利己，因此要有行政权力加以约束。现在我们懂得了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的交换不是损人利己，而用行政权力对市场约束却是贪污的根源。因为实施或不实施某一约束，会有不同的经济后果，人们就会用钱来沟通权力。它们都不是平等自愿的交换，而是行政对市场的干预。

      如果没记错的话，是龚自珍的诗句。忽然想起这句，只是因为闲时翻看博文，发现最近几日好事突破了“莫谈国事”的自我限制，开始议论政治。姐姐的好心提醒让我警醒许多——是啊，没必要在这里谈论这些东西！

      但是，内心其实还是很矛盾，真的让自己的一些真实的想法留在脑海里直至消失？真的在面对不公与黑暗且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放弃唯一我可以拿起的文字？真的只谈风月？我能做到吗？说实话，我很怀疑自己的承诺。我会克制自己，不是因为我害怕，只是因为我不想有太多的脏东西坏了我的地方——我可以把一件事、一个现象、一群人甚至一个社会、一种制度都拿出来说叨说叨——也仅限于说说——说完并不能改变脏东西的本质。

      昨晚读了三篇文章:茅于轼先生《中国人的道德前景》、陈志武先生《民主决定品质》、张承志先生的一篇旧闻《无援的思想》。读罢感慨万千——我如果不能对这个世界和我生活的境遇在独立思考的情况下作出一个相对正确的判断，那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不知从何时起我的思想开始出现叛逆，对许多书本和老师说的东西产生怀疑——越是说得慷慨激昂头头是道，我越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感谢社会的进步，感谢CCTVMTVCHILANV给我提供一个机会，一个学会怀疑并去主动探究怀疑且不受惩罚和折磨得机会——当然，我不能过头。

      我忽然意识到，我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思想，不能放弃怀疑——在这个到处都已经充斥着虚假的社会里。即使我想端着饭碗养家糊口，也不能以丧失思想的权利为代价，我可以调和这对矛盾。

      我开始庆幸自己的胆小和无能，这给我带来相对的安全感。

      晚上请朋友吃饭，周末回去看儿子。很高兴。

      月底岳父母要搬新家了，我虽不长驻，但也要拾掇拾掇，搬一些东西过来，也算个落脚的地方。

      希望老婆儿子父母兄弟都好，我就好。

经过3个半小时的飞行，中午1时10分，温家宝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下了飞机，一刻也没有休息就赶往宁洱县新平村察看灾情。新平村在地震中受损房屋达数百间，多人受伤。温家宝不顾余震，踩着遍地瓦砾，沿着断墙残垣仔细察看灾情。他走进受灾群众徐光荣住的帐篷，关切地询问他家的生活情况。徐光荣告诉总理，政府给他发了水、米、油、被子、帐篷、手电筒、蜡烛等救灾物资。温家宝看看米袋，又掀开锅盖，满意地点了点头，对随行的当地干部说，要想得周到一些，把受灾群众的生活安排好。

　  在横寨村民小组，解放军和武警官兵顶着烈日，冒着余震的危险，帮助群众清理倒塌的房屋。温家宝来到战士们面前，向他们表示慰问、感谢和敬意。他说：“地震灾害发生后，部队指战员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发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赶到灾区投入救灾工作。很多官兵到灾区三天了，行李都还没打开。你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人民子弟兵同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人民群众有了你们就安心、放心，对将来充满信心。”

　  新平村小学在这次地震中受损严重。为了不耽误孩子们上课，老师们在院子里搭起帐篷作临时教室。温家宝一进学校，就被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吸引了过去。他走进帐篷，对老师说：“我想给同学们上两分钟课。”孩子们热烈鼓掌欢迎。总理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挺起不屈的脊梁”７个大字后对同学们说：“在灾害面前，最重要的是要有意志、信心、勇气。地震毁坏了我们的房屋，但震不垮我们的意志。同学们要挺起不屈的脊梁，努力学习，艰苦奋斗，用自己的双手把家园建得更加美好，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和勇气。”

    总理来到山村的消息传开后，附近的群众也闻讯赶来，站在山坡上大声向总理问好。温家宝沿着山路来到群众中间，站在不足一脚宽的断墙上，满怀深情地向群众发表了讲话：“乡亲们，这次地震给我们带来很大损失，房屋倒塌，人员伤亡，但灾害再大也吓不倒我们广大干部群众。普洱山还巍然屹立，普洱人还在。只要我们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就一定能够战胜灾害。”

    宁洱县城是这次地震的震中，许多老房屋受损严重，居民们被安置在茶源广场，整个广场上扎满了一排排救灾帐篷。总理走进一顶又一顶帐篷，仔细询问群众一顶帐篷住几个人、下雨怎么办、吃饭怎么办，还有什么困难。在临时医院的帐篷里，总理抱起王怀坤在地震当天出生的孩子，亲切询问孩子的健康情况。温家宝一边走一边对当地干部说，现在天气炎热，雨季已经来临，要注意防暑防病工作，帐篷要能排水，让受灾群众安心度过困难期。他在帐篷间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不知和多少群众握手交谈，汗水湿透了衣衫。群众知道总理来了，都拥向广场。总理对大家说，要加快鉴定房屋受损情况，搞好规划，尽快施工，让群众早点回家。我们一定要做到，我们一定能够做到。

    温家宝惦记着在地震中受伤的群众，他先后来到宁洱县医疗救治点和普洱市人民医院，走进一间间病房，坐在受伤群众的床头，亲切安慰他们，祝他们早日康复。8岁女孩苏梦杰、6岁女孩洪丹丹在这次地震中身受重伤，总理来到她们的病床边，慈爱地握着孩子的小手，向医生了解伤情。看到两位孩子还在睡梦中，温家宝让大家说话小声一些，不要把孩子吵醒了。他叮嘱医院负责人尽力把孩子的伤治好。

    当晚，温家宝主持召开座谈会，在听取云南省的汇报后，对下一步的抗震救灾工作提出七点要求：一、安排好灾区群众的生活；二、继续做好地震预报、监测和预防余震工作；三、尽快恢复基础设施，确保水、电、路、通讯畅通；四、抓紧学校复课，确保高考顺利进行；五、抓好恢复生产，争取今年有个好收成；六、做好损毁房屋的重建工作，这是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快工作进度，确保春节前受灾群众都能住进房子；七、广泛宣传抗震救灾的先进事迹，增强群众克服困难的信心。

 

昨晚，读到茅于轼先生的一篇雄文《人权：改变人类文明的进程》，非常精彩，节录部分内容，与有缘人分享。

 

当每个人都具有平等，自由的权利以后，财富的创造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第三者操心。这里用得着经济学里最起码的一条道理，即平等自愿的交换必定能够创造财富。它的逻辑解释如下:如果交换是平等自愿的，必定对双方有利，至少不会对交换的任何一方造成损害。因为人都有自卫的本性，对自己有害的事不会同意。除非自己在别人的胁迫之下，这就违反了平等自愿的前提。一件事对双方有利(或至少对其中一方有利)而没有人受损，必定有财富的增加。如果财富总量没有增加，则一方得益另一方就会受损。这原是最简单的逻辑。但是一百年前的经济学对此无法理解。那时候把财富等同于物质。物质不改变财富就不可能增加。交换以前和交换以后物质没有变化，所以财富也不可能增加。他们不懂物以稀为贵。物从多余的地方交换到稀缺的地方，价值就增加了。他们不理会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人们辛辛苦苦交换，其目的就是为了谋利。如果是等价交换，交换没有利益，参与交换的人都发疯了?他们忽略基本事实，去迁就自己顽固的陈腐观念。
        由于人权观念的确立，人类社会从内斗为主转向以生产和创新为主。人类发展的轨迹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近二百年的人口增长率和过去一千多年相比，加快了12倍，而平均寿命的年增长率加快了50倍。这样的变化不能不说是文明历程的根本性转变。这个转变的原因，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人权的确立。应该讲，这个变化还远远没有完成。世界上固然有先进的发达国家，那儿人权得到尊重，但是也有经济政治落后的国家，那儿人权被践踏。当然，这些国家越来越少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就是指人权的畅通无阻。人权观念迟早要被全世界接受。负隅顽抗，螳臂当车者如果不及早觉醒，难免要被历史抛弃。
        无论从国际的角度看或者从国内的角度看，推广人权的一个重要障碍是国家的主权观念。国家的观念由来已久，它有几千年的历史，已经深入人心，很难动摇。比如在中国，忠君报国，为国捐躯，是人生的最高境界。男子汉的模范是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最可耻的是投降敌人，当汉奸。在日本基本精神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换成了忠于天皇，并加了一个武士道精神。这种主权观念的特点是不问人权，不计对个人有什么后果，总是把国家放在第一位，哪怕老百姓经受巨大的灾难也在所不计。国家至上，主权至上的观念渗透到无处不在。体育竞赛跟国家荣誉联系在一起，国际纠纷不问是非曲直，只有敌我之分。如果国家有领土之争不问对当地百姓怎样，只求本国疆域能够扩大。这跟人权观念绝然不同。根据人权至上的观念，如果对百姓有利，有没有主权根本不是大家需要考虑的。(不过在当今世界政治的格局下，主权对于保护人权还是必要的)亡国奴之所以不可当，正因为丧失了人权。真正关系到个人生存状态的是人权，不是主权。统治者把主权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的目的，是借此可以侵犯普通老百姓的人权。我们要把颠倒了的主权高于人权的观念恢复正常，让人权高于主权。
        细察当今世界上绝大部分国际纠纷都是因为主权，以国为界，彼此不相让而造成的。极少是人权问题引发的。霸权就是以国家为单位才发生的，恐怖主义也是针对国家的，不是针对人民的。如果取消了国家，既不会有任何人去制造原子弹，恐怖主义也失去了攻击的对象。许多所谓的大是大非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某些人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消除了国界这些是非也就没有了。事实上这种趋势已经出现，像欧盟二十多个国家共用一个宪法，货币也要统一，跨国旅行不需要签证。有许多国家允许百姓持有双重国籍。这种种现象说明主权观念日益淡薄，世界大同的理想可能并不遥远。但是几千年以来所形成的牢固观念肯定是不容易退出的。我们还要作长期国民教育的思想准备。这应该是全世界政治家，学者，企业家的共同目标。

天赋人权理念而今深入人心，乃至美国宪法第一句是如此写的：“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这说明人权的重要性，维护公义的必要性。
　　可在卢梭首倡天赋人权理念的时候，可谓是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欧洲中世纪时期，梵蒂冈天主教会利用当时解说上帝话语的权力，试图控制世俗权力，欧洲国王加冕都必须经过教皇批准；乃至四处设立宗教裁判所和出售赎罪券，企图控制人的心灵；总而言之，教会的权力极大，享有很多特权……这些或许导致了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和诸多不平等不公正。
　　而随着东部屏障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西罗马暴露在伊斯兰文化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之下，东罗马的精英们逃到西罗马，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和思想；马丁·路德和达尔文的宗教改革，使得教皇的权力削弱，对上帝理念的重新阐释使得民众可直接与上帝交流而非借助天主教会这样的媒介，如此而言，民众的自由空间被大大释放，民众从此有了更多的维护心灵空间的权力，人与人之间也就有了平等交流的基础。
　　在此种境况下，欧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思维相对活跃的法国和与欧洲大陆一海之隔的英国，当思维相对开放以后，矛盾的激化也就越来越明显，于是乎，借着教皇的权力维护自身利益的封建王朝们与要求变革的小工厂主们的利益就难以协调，矛盾就总爆发了。
　　当几乎每一个人都觉醒而非服从于天主教会的说教的情形之下的时候，每一个人的私域不被侵犯的意识就激发了，天赋人权的理念就逐渐深入人心，人人都是平等的，都是快乐的，都在为上帝做事，自然会感到谦卑，自然会不懈努力！而美洲大陆远离欧洲大陆，新开发的疆域随着“五月花号”的清教徒的不懈努力而将天赋人权的理念深传入美洲大陆，如此而言，天赋人权就从开始的被特权阶层排斥乃至被大众接受从而深入人心。
　　其实天赋人权是一种主张人人平等的理念，个人的私域不受侵犯，人人都是上帝的奴仆，没有尊卑之分……如此而言，就排除了天主教作为上帝在人间代表的形象，自然就将贵族的身份大大质疑，贵族要想继续生存，必须以道德服人，而非用自身的神秘感压人，如此情境，天主教会的权力萎缩了，封建领主的权力也萎缩了，民主观念开始凸显了。一切的一切，都将是以一种公正平等的心态出现。
　　当然，特权阶层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力，毕竟他们传承了那么多年的特权不可轻易丢失，于是有了法国大革命的政权反复，其间的事迹自不必言，滥杀无辜乃至政权风雨飘摇都是家常便饭；英国的克伦威尔革命乃至光荣革命，其实是两种乃至多种力量的彼此拉锯战；其他欧洲国家也大体如此，而美国的共和制建立也是跟欧洲的启蒙文化有相当大的关系的。可以说，天赋人权理念的传播跟基督教的传播有很大的关系，这才有了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有了民众私域的不受侵犯。 于是乎，君主立宪制的君主权力被架空了，有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豪言壮语，国王没有权力了，自然也就不能侵犯民众合法权利了，自然也就不会犯错了；贵族亦然，人与人之间就是平等的关系了.

      本不想再自己的空间里谈工作上的事，但是还是忍不住说说最近南京的一件大事——书报亭整治工作。

      听说白下落后了，挨了市里批评——因为在全市书报亭整治工作中态度不积极，成效不明显。

      我为这次的落后叫好！

      记得在一个月前的部务会议上，专门谈到了市里发文要求各区县在近期对辖区内的所有书报亭进行整治，内容包括取缔无证照经营、占道经营、超范围经营以及影响市容的自制的流动报摊点等等，当时领导在会上清楚的表达了他的意思：这些书报亭的出现本身就有其合理的一面，而且也是市里有关部门为了解决一部分弱势群体（三小车整治、残疾人、低保户）的生计问题，现在没有经过任何调研就下令全面整治，势必会造成矛盾，其中最直接的矛盾就是这些人的生计问题，鉴于此，我们的态度是跟着做，不争先，劝说引导规范可以，但是绝不能出现收缴、打砸现象，不允许造成对抗，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变通方法。我当时真是觉得领导不简单，面对全市的大环境和上面领导的压力，能有如此人性化、人情化的见解，值得钦佩。

      于是乎，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我基本把这个事情淡忘了，再于是，就出现了前面的情况，没办法——召集各街道领导、文化、市容、工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制定方案，摸底排查，要求半个月时间，整治完毕。

      在会上，领导依然要求大家在整治过程中，坚持人性化，不允许出现一些不和谐的情况，对于占道的，可以给他们安排新的地方；对于残疾人及家庭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采取变通的方式让他们先卖卖其它东西，避过此次整治；政治过程中，保障和服务工作坚决到位，当然，对于那些完全出于私利，不服管理，特别过分的也要各部门联合执法，坚决取缔。

      今天是第一天，我作为督察第一组的成员，参加了此次行动。

     我想，这种落后实际上表现的是为官者心中有百姓的善良心理，这背后体现的是真正的“执政为民，百姓利益大于天”的思想。

 

      据说此次的整治完成出于市里某一位重要领导的指示，我想问的是，这么重大的、关系到民生特别是最底层百姓的生计问题的事情，在决定之前可曾有过周密的考虑，请问——如果整治让一些人失去了生存的能力，怎么办；请问——如果只卖报纸，收入是否足以维持生计，为什么不能允许书报亭在完善相关的手续后顺带卖些其它东西，既方便行人又提高收入怎么就不行？；请问——一个谋生的小摊子怎么就突然碍着领导的眼了呢，怎么就非得将其置于死地，人为的制造矛盾？

 

      南京市大都市，大都市必定会有许多大事要做。希望领导在整治啊，强拆啊，与民争利啊等方面能落后一些，放百姓一条生路。

 

      我想把自己的观点表达的清楚一些，以免引起误会：我本人非常赞同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主导作用和榜样作用，我也赞同对于一些确实影响市容（比如占盲道，溢摊至主干道），在没有相关手续的情况下卖假货坑骗群众（卖假烟，非法出版物，假饮料）的书报亭进行整治，但是一定要做好充分调研，考虑好百姓满意的解决的办法。

 

      说句心里话——我以为，只要百姓都能过上和谐的生活，只要大家对生活在这个社会感到安全、安定、安康，道路窄一点，街上摊子多一点，政府形象差一点，高楼大厦少一点，又有何妨呢？

 

      您觉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