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与他的国家的建国原则并没有根本性冲突；非暴力斗争能够节节获胜，也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政治土壤。金的斗争得到肯尼迪总统的支持，当在电视上看到金领导十万人向华盛顿进军时，总统不禁赞叹：“他太棒了！”当权者对反对派如此欣赏，在世界历史上是极少见的。

      朋霍费尔采取与马丁·路德·金完全相反的手段，也是与自己的初衷完全相反的手段——一种个人或少数人密谋的、暴力的手段去保护他的信仰；因为环境不能提供任何其他手段给他选择。与其说他的反抗的手段是他所选择的，毋宁说是国家事先代替他作出了选择。

      祖国与国家，对朋霍费尔来说是分裂的；而对金来说，则叠合到了一起。可是，他们身在不同的国家，却拥有同一个祖国。这个祖国，就是他们的信仰，背负的十字架。

热爱祖国，却生活在不同性质的国家

      朋霍费尔和马丁·路德·金，两个基督徒，两个牧师，两只力阻狂轮的螳螂，连死亡也如此相似。可是，他们生前斗争的手段极不相同，死法也不同，连死后在世间的反应也有着很大的差异。

      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里，毋宁说是生活在不同的国度里。

      有意味的是，朋霍费尔同金一样，最先也是甘地的追随者，曾经一度打算亲自到印度访问甘地，取非暴力斗争的真经。“登山宝训”作为基督教原始团契的基本原则，不但为甘地所崇奉，也被朋霍费尔当作座右铭，在生活中努力践行的。1934年，他在丹麦召开的普世教会会议上，有一个瑞典人问他：“如果战争爆发，你将怎么办？”他回答是：“我将祈求基督给我力量不拿起武器。”显然，开始时，他取的是一种和平主义者的态度，可是最后发现：没有武器无法保卫公义。是国家把公义推上了囚车，国家本身具有犯罪的特质。

      马丁·路德·金幸运的地方，就在于他生活在另一个国家，一个不同性质的国家：美国。

    《独立宣言》声明必须解除强加于人的政治枷锁，承认世上所有人的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追求的权利，其中还包括革命的权利。这个人民主权的原则，确保人民获得法律和实际政治的可靠保证，由拥有国家的人民治理国家。“美国，你拥有比我们旧大陆优越的条件，没有破坏的宫殿和玄武岩。你展现的是有活力的时代，不受无用的回忆和徒劳的争论所困扰。”歌德如此写道。美国作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政治体制采取首创的联邦制，一种植根于自组织的具有高度自治能力的多中心秩序体制，完全不同于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的控制体制，实行分权与制衡原则；在政府外部，存在着大量的民间组织。秩序和对抗共存于一个富有活力的体制中，它规定了政府仅只在有限的意义上实行统治，而人民在国家事务管理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对于美国，托克维尔这样论说道：“美国人最大的优势是，他们无需经历一场民主革命就实现了一种民主形态；他们生来就是平等的，而非后来才变成平等的。”美国的这种民主政制及其观念，根源于圣经传统的圣约思想。所以，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与这个国家的建国原则并没有根本性冲突；非暴力斗争能够节节获胜，也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政治土壤。金的斗争得到肯尼迪总统和做司法部长的弟弟的支持，当金在伯明翰被关押时，兄弟二人中总有一个人打电话给地方当局，为他说话，以确保监禁不至于太苛暴。当在电视上看到金领导十万人向华盛顿进军时，总统不禁对助手赞叹说：“他太棒了！”当权者对反对派如此欣赏，在世界历史上如果不是空前的，也是极少见的。

      朋霍费尔所在的德国，就不是这种情形了。

      这个由纳粹党统治的国家，实行的是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它的惯常形态是极权主义的，最终目标在于鼓励个人属于国家，实际上为党和领袖所控制。《纳粹德国》一书的作者克劳斯·费舍尔把当时的德国比作一个等边三角形，希特勒处在三角形的顶端；党和国家则构成三角形的等边，两部分官员多是重叠的、性质相似的。这个政权的最大特点就是意识形态和暴力，本质是种族主义，反基督教和反人道主义。它对人民进行监视，对舆论进行控制，社会没有独立的工会和其他压力集团的存在；不需要法律程序，随时随地，就可以把敢于批评党和政府的人送进监狱或是集中营。在这样一个专制、恐怖，全社会不知自由、人权为何物的国家里，朋霍费尔能做什么呢？他能和平地改变政府，并通过这样的政府去改革社会吗？

      结果，朋霍费尔采取与马丁·路德·金完全相反的手段，也是与自己的初衷完全相反的手段——一种个人或少数人密谋的、暴力的手段去保护他的信仰；因为事实上，环境不可能提供任何其他手段给他选择。与其说，如此反抗的手段是他所选择的，毋宁说是国家事先代替他作出了选择。

      朋霍费尔绝不怀疑任何一种暴力的使用都是罪，但是，他坚持认为，基督徒在一种情况下，即出于对邻人的爱，可以而且必须担此罪责。所以在讲道时，他指出，假若坐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暴力和不公，没有积极地进行抗争，却宣称在政治冲突中保持中立，其实这不再可能是中立。对于纳粹政权，和平姑息还是暴力反抗？哪一种罪更大？朋霍费尔认为，凡是不准备谋杀希特勒的人，凡是不从根本上否定暴力的人，不管愿意与否，都将与大屠杀的罪恶有关！

      在一个专制国家中，持顺从或者反抗的态度，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的命运来说，都是带决定性的，根本不存在“不抵抗”，或是同官方保持合作的所谓“自由主义者”。至于和平主义的抵抗方式，那结果如果不是沦为无谓的牺牲，便极有可能堕落为“做戏的虚无党”。不要用美国的现象来看待纳粹德国的事情，不要拿马丁·路德·金的方式来否定朋霍费尔。在金生前，他见到他所参与斗争的果实，已经化为《民权法案》和《选举权法》，高悬于国家法律的枝头之上；在他身后，一样得到美国总统以至于全体人民一致的崇敬。在美国历史上，只有三个以个人纪念日为法定纪念日的例子，他是惟一的一位非总统而享此殊荣的人。朋霍费尔呢？他是由国家直接杀害的，而且是极其残忍的血腥的虐杀！

      朋霍费尔是被他的国家判定为“叛国者”的。国家不是祖国。无须讳言，为了祖国，朋霍费尔确实背叛了他的国家。按照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定义，一个国家远非只是一个政治实体，国家也是一种精神状态，是一个“想象的政治社会”；它不仅具有地理的界限，同时也具有思想上的界限。著名的流亡者卢梭曾经写信给朋友说：组成祖国的不是城墙，不是人，而是法律、道德、习俗、政府、宪法和由这些事物决定的存在方式。祖国存在于国家与其民众的关系之中。当这些关系发生了变化或者没有了，祖国也就不再存在了。……让我们为我们的祖国哭泣吧，因为它已经死亡了，而仍然留下的类似物只能玷污它。

      祖国与国家，对朋霍费尔来说是分裂的；而对金来说，则叠合到了一起。可是，他们身在不同的国家，却拥有同一个祖国。这个祖国，就是他们的信仰，背负的十字架。他们深信，“上帝的启示是通过人也只是为了人”。人类之爱，使他们穿越种族、地区以至国家的背景，甚至宗教本身，而诉诸普遍的公正意识。他们勇于执行人的权利，不是在可能性中漂浮，而是体现在实际行动中，直至成为殉道者。响应神的召唤，为救赎而牺牲，这是作“门徒”的代价。按照朋霍费尔在狱中对于“行动”的解释，其实这就叫“自由”。

      ——“自由，我们长期以来在戒律、行动和苦难中寻求你！”

      朋霍费尔和马丁·路德·金，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不同的道路出发而终于走到了一起，那里是：爱、自由和死。

来源:www.infzm.com

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enews/20080320/cul/sup/200803/t20080319_40540.htm

      整个上午喝了一瓶水、读了一本书，想了一件事。

      喝水无需多说，我这个人爱喝水，我们老祝家人都爱喝水——于我而言，看书时更爱喝水，所以一瓶水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情。说的确切一点，应该是喝茶才对，茶的味道是好的，只是新茶的不如人意处在其味淡，三两盏下来，和白水无异。

      看书可以说说——应该是杂志——最新一期的《书屋》，文章都好，我不想多说，对于我原有的知识结构有所补充和改变的则是这样两篇文章，其一《迷人的法西斯——被利益交换的权利》，读罢此文，深感人之为人，其大不易与艰辛——我的意思是当我们局外人和未亲历者高举道德和正义的大旗，试图对历史上那些犯过错误的人进行批判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多的考虑当时的时代大环境和社会小环境，认清人们囿于思想和意识的局限而做出的判断和选择，或许我们会更加客观公正一些。其二《非基督教运动中的知识分子》，这篇文章对我震动很大，最近我对基督教一直非常感兴趣，但有一个问题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近一个世纪以前以“全盘西化”为宗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何偏偏对影响西方世界价值的核心——基督教没有引入以拯救国人的心灵，以至于在后来的知识阶层中民族主意盛行，对西方现代文化抱有一种偏见和排斥态度，以及大众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拉扯在一起。这篇文章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交待，五四先贤们不仅干过好事，也做过坏事。文章的最后一句话颇有些预言的味道——“不受制于上帝，必然受制于暴君”。国人用愚昧、狭隘和偏执赶走了至高的上帝，终必匍匐在人间皇帝的脚下。

       想了一件事，必须说一说——我试图恢复平静，我来自何方去向何处于我而言是很明了的事情，我告诫自己必须分清楚做什么不做什么，必须关注什么不关注什么——稍有风吹草动，马上流露出一副可怜相，唯恐更不上时代，丧失话语权。莫怪风动，莫怪幡动，自己的烦心在动罢了。

      一直在读孙立平先生的文字，每期经济观察报上的专栏都读得我痛彻心肺——虽然他老人家的文字是那么平和温暖，但所揭示的问题却如一把利剑，直指虚妄的社会弊端——固然这些弊端可以借助各种借口来粉饰自己猥琐而又丑陋的面目。今早，读到一篇《公车改革的启示》，感慨良多，虽然对于先生所提及的问题自己也多有思考，但终因学力不济而无法以文字出之，细读之下，酣畅淋漓，手自笔录，兴犹未尽。推荐给诸位朋友一读：

公车改革的启示    孙立平  （节选）

     在评论中国改革的时候，特别是与其他国家的改革进行比较的时候，人们经常提到这样一个判断，即中国的改革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而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成功，也就在于采取了渐进式改革的模式。在一段时间里，人们似乎在这个判断上找到了中国改革何以成功的谜底。但是随着时间的伸延，一些只有在较长的时段中才能显露出来的逻辑和结果开始慢慢显露出来。到现在，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也许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了。

      首先，中国的改革真的可以完全用渐进式改革来概括吗？现在看来，对于这个在若干年前已是定论的问题的答案似乎越来越不确定。不错，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我们可以找出许多渐进式改革及其成功的例子，但在这30年的改革史上，越是靠近后半段，越是难以用渐进式改革来概括，或者貌似渐进但却是失败的例子就越多。以这里的公车改革为例，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不称之为渐进，相关政策的制定者也总是告诫人们，这样的改革不能急，只能慢慢来。但结果却是这样的现状。然而，另外的一些改革，则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不能称之为渐进式改革。比如国企改革中部分职工的失业下岗，无论是按照时间标准，还是按照补偿标准，或是按照其他的什么标准来衡量，则都可以称之为激进式改革，甚至可以称之为相当激进的改革。这项改革的激进与公车改革的渐进，无疑形成鲜明的对照。再比如，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人们也呼吁了很多年，而且在实践中可以看出，没有这项制度，腐败现象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遏制，但直到现在为止，有关方面的回答仍然是“条件还不具备”。而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所要求的条件较近似的高收入者的收入申报 (确切地说是高收入的工薪阶层的收入申报)，却能够雷厉风行地加以推进，甚至是当年制定政策，而相关对象还完全没有记录自己当年收入准备的情况下，就立即加以实施了。

      接着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有的改革以渐进式的方式进行，甚至在渐进式的名义下烟消云散？而有的改革则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以非常激进的方式进行？是人们经常论证的一些不得不渐进的改革条件在起作用？比较一下公车改革和国企改制中的失业下岗，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与国企改制中的失业下岗比较起来，公车改革其实应当是比较容易的：其一，虽然车在某些情况下是生活必需品，但公车绝不是生活必需品，大部分人不坐公车仍然可以上下班。但对于失业下岗人员来说，工作或由工作所获的那份收入却是必需的，是“饭碗”。一般地说，不涉及饭碗问题的改革要更容易，而涉及饭碗的改革要更复杂，推进则需更谨慎；其二，公车改革即使是改掉了大量的公车，还有许多替代办法可以上班办事，如乘坐出租车，合坐单位公车、自己开私车等。而失业下岗不但直接意味着相关人员饭碗的破碎，而且很难找到其他替代或补救办法。“从头再来”、“人生豪迈”等说法，不过是局外人的伪豪情。但尽管如此，事实却是，更难进行的改革却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了，而相对容易的改革则推进如此艰难.

      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改革：削特权还是减福利？》，该文指出，在最近这些年，我们改革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倾向，即凡是涉及减福利的，都非常神速，而凡是涉及削特权的，都进展缓慢。原因何在？就在所涉及的对象不同。有人说，进入1990年代之后改革进入困难时期，是因为这时的改革要触动利益关系。其实这样的说法过于笼统。利益者，首先要看是谁的利益。失业下岗触动的不是利益吗？不但是利益，而且是与生存相联系的利益。公车改革当然也触动利益，但这种利益显然谈不上是生存利益。而两种利益的力量对比却是不一样的。就此而言，改革中的更实质问题也许不在于渐进还是激进，而是有无公众对改革的参与，公众的参与能不能影响甚至决定改革的进程。在前两年反思改革时，人们就提出了参与式改革的问题，现在看来，这已经是一个对改革命运攸关的问题了。

      对于筱敏的记忆，至今还停留在晓庄师范的阅览室里，十年前第一次读到他在随笔上的一篇文字（内容都没什么记忆了，如果翻看当年的读书笔记，应该还有痕迹），就被深深的吸引，喜欢他的文字，喜欢他的思想，更喜欢他文字与思想结合的如此熨帖。之后断断续续在读到他的一些文字，深爱之。

      好东西不能独享，最新一期《随笔》上登了他的一篇《圣火》，我以为是难得一见的好文字，和大家共享。

圣 火

筱敏

      圣火点燃,在奥林匹亚点燃。

      在西方遥远的城邦,山与海的一隅,据说是神居住过的地方,更是人成长为自由人的地方。那些如人一样生命力洋溢的诸神,那些如神一样心智澄明的人们。一如埃斯库罗斯的句子:“高耸的山峰,比邻群星。”在希腊,自由的人们,比肩众神。

      圣火点燃,在神殿之上点燃。

      那里的神殿简洁,敞开,阳光自由行走。没有神秘的帷幕和森严的宫墙,没有权倾天下生杀予夺的主宰,神殿之下也没有心怀恐惧屈膝弯腰的人。那里的神是由人赋予其生命的,所有的神像,都是形象完美的人的雕像,神的庄严和高尚,仅仅是人的庄严和高尚的象征。

      当整个世界深陷于古代,大地和天空都执掌在神权皇权手中,天空流布的是昏暝,地上蒸起的是蒙昧。唯希腊人用自己的手,而不是借助神明的手,在长夜点燃了理性的圣火。圣火让他们的眼睛亮起来,骨骼和肌肉也亮起来,世界的秘密在火光之下一点一点张开。希腊人记得神与人来自同样的出身,都从同一个大地母亲那里获得生命,人决不由神主宰,希腊人无所畏惧,站起来就迈出了古代,希腊人是自由人。希腊人在播种粮食的同时也播种思想,正如生存是人的权利一样,思想也是人的权利。希腊人说:“所有的事物都要被怀疑、被验证,思想没有界限。”不是神在希腊放出了思想者,而是希腊的思想者把神还原为人。

      希腊人是最早的西方人,最早的现代人,所有的科学都源于希腊,希腊人在自己建造的城邦自由言说,独立行走,没有哪里是必须止步的,甚至不需要统治者。希腊人认为专断的政府是对人的冒犯,而城邦的事务是公共事务,希腊人在广场上自己照管自己的事情。

      因此希腊人是欢乐的,他们是最先开始游戏的人。他们身躯上没有轭,也没有繁缛的缠裹,他们自由张开人的肢体,张开昂扬的精神和强健的体魄。一个人,一个在大地上自由伸展的人太美好了,他奔跑、跳跃、投掷、他开拓、进取、挑战、他突破界限而创造的光荣,都是他自己生命的力量,而不是神或王的力量。人的骄傲充盈着他的心灵,因为在广阔的生活空间中,人的生命得到了卓异的展现。

      圣火点燃,圣火在人的生命中点燃。在自己被照亮的生命中发现了人的美丽,更发现了人的权利,是希腊人发现了人。

      而长夜覆盖之下的人们是被蒙住眼睛的,他们看不见火光,更不能眺望远方,昏蒙之中即使觉出远方的异样,也会以为那来自不可窥测的天庭。埃及的法老,美索不达米亚的教皇,中国的天子,这些令人生畏的神明,从来没有人胆敢注视,更不敢心生疑问。整一个世界都没有人,有的只是神圣的帝王,以及归属于帝王的臣民。天底下的土地都归帝王所有,那叫做国土。人身和灵魂也归帝王所有,臣民们形同蝼蚁,因此也叫蚁民。生命从来不属于自己,自然也就没有自己的欢乐,他们的面容以及身躯都是诚惶诚恐的,假使帝王赏赐他们一笑,他们的身躯会缩得更紧。在那片因世代的死亡从而成为故乡的国土上,他们是用于役使、用于欺辱、用于牺牲的。倘若需要他们游戏,那是为了娱神娱君,也是为了显示帝王的威武,如果有谁体格或技艺出众,他便将被献出以做牺牲。神的节日,王的节日,帝王统御的国家的节日,他们在权杖之下游戏起来,祭祀,典礼,颂圣的歌舞,诡异的面具,角斗场的野蛮和血腥。王笑了,于是民也笑了,看着是普天同庆万众欢腾。

然而圣火来了。

      圣火从奥林匹亚来了。

      奥林匹亚圣火为人的价值点燃,为捍卫独立和尊严点燃,自由的个人是希腊最鲜明的特征。

     人用自己的手臂举起圣火,用自己的双脚奔跑,点亮了一个城郭,又点亮了一个城郭,点亮了一个人,又点亮了更多的人。圣火在越来越广远的传递中,已经成为普世的圣火,希腊人所发现的人的价值,已经成为普世的价值。

      现在,圣火翻过壁垒,跨越海洋,带着风一样快的思想,再也不可阻拦地向东方来了。

      我们在人群之中,我们躁动。是看到西方来了吗,看到普世价值来了吗,看到人的自由吗,人的权利吗,人被点燃的理性吗,人挣脱了绑缚的生命力量吗,人所面向的更高的生存吗。

      我们看到国家在布置盛大的庆典,我们看到举国欢腾。我们是为了张开人的身心迎接圣火,还是为了向圣火注入东方的神圣,我们是为了迎接希腊精神,还是为了向世界展示我们的精神。

      来自天庭的祥云即将卷裹圣火的火种,我们可以展示的东方的元素何其繁盛。也许首先是东方巨龙,它盘踞千年,一代一代繁衍古代的品种。也许是向日葵地里竖起的兵马俑,它们裹在大国的盔甲之中。也许是从皇宫的重门舞出来的长袖,它们引领大众的欢腾。还有那些笑脸,苹果一样光滑红润,不要一丝记忆的皱纹。我们毕竟看见东方笑了,我们笑了,我们不知道那是生命被点亮了,还是灯笼被点亮了。我们看到了巨人的身影,但我们看不清楚,那是一个身心强健的人的身影,还是一个国家的身影。

      圣火来了。

      那真是希腊来了吗?

      最近十日，被一件事情搅扰得心神不宁，直到今日，心绪方才平静下来。回头想想觉得自己可笑，提醒自己，收拾起平原跑马的心思，脚踏实地的开始平静的生活。

      摘录一段笑蜀先生的新年贺词，以此自勉之：

      一年一个门槛，一年一个目标。不气馁，也不冒进，步步为营，把历史的可能性用到极致，但决不鲁莽过头，就这样小车不倒只管推，虽然最终所能抵达的肯定有限，肯定距我们的人生理想仍然遥远，但却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我们就应该于愿足矣。而且，只要我们这样做，时代的进步就是最可靠的进步，就不会有反弹的空间，就不会有历史上无数次重演过的大起大落。我们就可以给子孙留下一个继续前进的最坚实的基础，而无愧于子孙了。

      梦还在，激情依旧在回响。但毕竟亲历沧桑，亲历巨变和惨痛的牺牲，总应该更增进自己的理性和智慧。这是一个老大的民族，这个老大民族的变迁既无可抵挡，又显然是当代历史上最艰难最漫长的一次征程。我们永远不能失去方向，但也永远要直面现实，放弃一切幻想。从无望出发，做最坏的打算，尽最大的努力，那么我们总会有所进步，而且每一个进步都会是意外，给我们惊喜，给我们激励。我们就不难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了。我们就会每天都生活在进步中，生活在希望中，每天都生活在新时代了。

      这就是说，新时代或许并不是哪一天突然才来的，或许，哪一天突然才来的新时代，在我们有限的人生中，其实并不能指望。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虽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只要我们一点一点为新时代松土，一点一点为新时代引水，一点一点营造新时代必需的生态，那么，新时代就肯定会从我们眼前，一点一点渐次生长起来。换句话说，新时代的到来或许并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而是由无数个不断变化，不断更新的细节构成的一系列的事件，一部由无数个平凡的个体自发的努力所构成的非凡的交响。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神，都不可能以一己之力而根本改变世界。那么就让我们平心静气地做一个普通人，做一个有关怀、有追求，有勇气、有智慧的普通人，做一个平凡的音符吧，就让我们在大时代非凡的交响中，平常然而坚韧地跳动吧。

      拉拉杂杂看了两三天，南周才刚刚阅毕至于案头，经济观察报则尚在阅读中。就阅读而言，我决非慵懒之人，只是这两份报纸看的着实费劲——费思想的劲，在带来更多思想快乐的同时，必须以付出大量的时间为代价——这种阅读绝不同于章诒和先生所谓的“三消”（消闲 消费 消遣）。

      连续七期南方周末评论版刊发了论解放思想的一系列文章，作者高擎以人为本和全面发展的大旗，标举自由、平等、公正、博爱的矩尺，深刻论述了当下中国思想解放之必要，大处着眼，小处切入，文辞犀利，持论公允，一篇读罢，胸中充满凛然之气，过瘾至极！这里，列出标题，《解放思想从哪里杀出血路来》、《关键是突破既得利益的重围》、《新的发展需要破除管制崇拜》、《经济增长不能以人为代价》、《价值观更是发展的尺度》、《批判性思维不可缺》、《社会治理也需要破除行政垄断》……于我而言，这绝对是思想的大餐，精神的盛宴。

      最新一期的经济观察报，值得关注是关于“五有之乡”的特别报道，这是配合全国两会的召开新辟的专栏，围绕着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五个方面，作者以典型案例说事，以专家学者说理，既有成功的经验，不乏求索的困惑，亦有失败的教训，有理有据，有点有面，读来让人感觉真切，清晰，用评论员的话说，做好了这个目标，“公众才可认为“五有”是有所凭据，渐次可达的美妙前景。”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读，相信你会有收获。

      双休日回家接儿子，参加了久违的劳动。

     在我的印象中，虽然我出身农村，但农活基本没干过，和我同龄的小伙伴都知道帮助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计，而父亲母亲却很是娇惯我和弟弟，从来不让我们干诸如插秧、收割、施肥等劳动，即使偶尔为之，也是在他们实在忙不过来的情况下，他们对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很明确——好好读书。

     时至今日，我和兄弟都已经在城市里谋生，遗憾的是书读得并不是特别好，劳动技能更没有得到提高，心里对父母充满了愧疚，不过好在都有口饭吃，没让老人家太过操心。

    看见母亲在挖地，准备在孙子离开以后把荒了一个月的地重新拾掇起来（孙子在时候，带孙子是唯一主题，24小时全天候），我便提出帮母亲挖这两垧地，母亲似乎想看看儿子进城谋生这么久，还能拿起本就没有常拿的那把铁锹吗？从母亲手中接过锹，比篮球重，比羽毛球拍更重，短短二十分钟，一身臭汗，手上还结了两个茧子，看看自己的劳动成果——地是挖了，歪七扭八不成行列，父亲忙招呼我，好了好了，上来喝口水吧。坐下来半天没动。

    虽然我地挖得不好，但是我喜欢土地，喜欢这种生活。

经济观察报首席评论员 孟雷

      从民生角度而言，自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就提出的“和谐社会”目标，近来有了一个较为具体的新标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在年前的“十七大”中，这“五有”与“民生”一词一起，首次进入党代会的报告，并在其后的各种场合、各类文告如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新年贺词中被频频提及。

　　与“和谐社会”目标一样，“五有”标准的提出，当被公众所肯定、赞赏。对于整体社会状态来说，所谓“和谐社会”，就是一个彻底摆脱了以阶级划线、以斗争为纲、以理想代替穿衣吃饭、以一言而禁锢万语千言之悖谬的社会，它承认那些人所天生的正当欲望和权利，包括口腹之需，也包括喉舌之痒。

　　而这样的“和谐”，尤需“民生”打底。乏智识、难立业、缺健康、少依靠、无恒产的国民，只会造就一个愚、贫、弱、私的“群氓”社会。个体的生存和发展资源的匮乏，只能使社会重新走向互相的猜忌、分裂、抢夺，进而往往是盼望、仰赖于能为他们“均贫富”的“救世主”的再临。不幸的是，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断言，从来没有救世主，更不能指望神仙皇帝，臆想中能永具智慧、公正与仁爱的“哲人王”从未有过，且将来也必定不会有。于是，我们在历史中看到的是，所有号称的“均贫富”，终成百姓的共贫；万众拥戴救世主再临的结果，是公民再度成为无权利的草民、蚁民。如此，则哪来的和谐可言。就此而论，当今提出的“民生五有”的标准，确确实实是达至和谐的基石与正道。

　　然而，这样的“五有之乡”，不会是凭空掉下来。

　　就理念来说，已被执政者所深知的“救世主”、“均贫富”之不可恃，应该逐渐成为公众的共识，“五有”所包含的公平意蕴，是对“底线公平”的努力，而非绝对平均主义的追求——致力于“无人不饱暖”是公平，寄望于“无人不均匀”就不见得是公平；努力解决“贫者无立锥”是公平，看不得“富者可敌国”就不见得是公平。这就需要把道理说得更深更透，在这个问题上的犹疑含糊，容易造成公众的期望错位，并可能最终自缚手脚、反受其累。

　　就路径来说，首先应厘清的是，致力于“五有”的过程中，哪些是政府该承担的，哪些应更多地交予社会和市场。“五有”虽同列民生，但各有属性不同，全由政府包揽不免顾此失彼，完全地放任则是不合理的卸肩塞责。

　　更根本的，达至“五有之乡”的进程正是践行自由、民主与法治的试金石。依我们的浅见，“五有”中哪一个的实现也难离开政府之力，但哪一个也不应不寄期待于市场，举凡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要想发展与充裕，舍去更充分的社会化市场化外难有他途。而对于更开放的市场，发育靠自由、保障靠民主、维护靠法治应是不变的总纲。惟其如此，公众才可认为“五有之乡”是有所凭据、渐次可达的美妙前景，而非隐遁于桃花源中难觅来路的乌有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