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教授是著名歷史學家，著作等身，代表作包括《清季的立憲團體》、《清季的革命團體》、《民國初年的政黨》、《辛亥革命史論》等十多部，而其二十年前所著的《中國現代史》，長期以來一直是台灣和香港等地大學的教材，影響極大。
1991年，當時的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先生希望有學者寫一部「國人皆可讀的、客觀信實而又分析深入」的中國近代史。這一倡議得到不少學者的認同，結果晚清部分由劉廣京教授執筆，陳永發教授撰寫中共部分（書名為《中國共產黨七十年》），而張玉法教授所著的《中華民國史稿》就是其中的民國部分。張著上限始自辛亥革命、民國初建，下限一直到最近十多年的國民黨取消黨禁、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因此也可以將其看成是近八十年來的一部中國現代歷史。
本書除導論外共分十章，將這八十多年的歷史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1912-28）是北洋政府統治時期，當時北京政府是國際間承認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二個時期（1928-49）是國民黨統治大陸的時期，這也是本書的重點所在（第四章至第八章，佔了幾乎一半篇幅）；第三個時期（1949年以來）是國民政府失去大陸、退守台灣這段時間。作者認為，民國歷史的這三個時期儘管在大政方針和立國態勢上有很多不同，但國家的發展趨勢仍是走向現代化，並進而從民主化、制度化、工業化、科技化、多元化等幾個方面加以論證，值得國人深思和反省。
最近十多年，海峽兩岸學者都出版過一些民國通史，如李新等主編的多卷本《中華民國史》（北京：中華書局，第一篇於1981年出版，至今仍未出齊）、張憲文主編的《中華民國史綱》（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教育部主編的十六卷本《中華民國建國史》（台北：國立編譯館，1985-1989）等，各具特點，但由於國共兩黨多年來意識形態迥異，上述諸書也都不同程度、不可避免地存在這一問題。相對於此，本書基本上是敘述史實，力求公允，不帶感情色彩，「不具黨見偏頗」（吳大猷語），遣詞用字頗具匠心，這從各章的標題中即可見其端倪。如第四章的標題為「體制認同與政治權力之爭」，作者認為國民黨執政初期的政策是「缺乏共識的建國路線」，既詳盡論述了國民政府的建制與權力結構以及所取得的成績，又指出「國民黨以孫中山的遺教治國，不僅影響中國向世界各國取經用宏，且阻害國人思想之進步」，同時也用了相當篇幅介紹其他黨派特別是共產黨不同的建國方針。過去由於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在抗日戰爭的問題上國共兩黨互相攻訐，國民黨批評共產黨「游而不擊」，「七分發展，二分摩擦，一分抗日」；共產黨則攻擊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導致長期以來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缺乏中國人民英勇抗敵的應有地位。近年來海峽兩岸的學者都注意到這一問題，開始正視歷史，並給予實事求是的評價，本書在這方面更有所突破，如第六章「抗日陣營的整合與分裂」和第七章「從共同抗日到分別抗日」，既敘述了國共合作過程中的聯合，也不迴避彼此之間的鬥爭，但不論是共同抗日還是分別抗日，大前提都是「抗日」，這樣的分析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作者在寫作中參閱了大量近人的著作，特別是引用了最近十多年來許多大陸學者的研究成果，這種情形在十多年前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但相對來講，本書引用國外學者（特別是美國和日本）的論著以及近年公布的大量原始檔案資料就顯得少了一點，當然這也同本書由個人單獨撰寫有關（上述幾部民國史著作都是集體編纂的）。
作者在書中多次聲明，在民國歷史中，政治史較經濟、教育、文化史為重要，在民國的大部分時期，經濟、教育、文化皆為政治的工具，因此全書以政治、外交、軍事史為主，社會、經濟，以及文化、思想史為副。但既然是一部通史，即使不能面面俱到，也應盡可能予以兼顧。就以經濟史來說，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國民政府成立初期的財政金融政策、戰時經濟措施及其國際援助等等，均為民國歷史中的重大問題，本書對此著墨不多，亦未進行深入分析；但在敘述一些軍事編制、戰爭經過時則顯得過於詳細，倘能加以精簡，則既不需要增加篇幅，又能互相兼顧。
本書印刷精美，編輯認真，幾乎沒有甚麼錯訛，只是在個別細節上偶有疏忽，如攝政王載澧是光緒皇帝的弟弟，而不是哥哥（頁28）；協統相當於現代兵制中的旅，下轄兩標，標才是團（頁102）；抗戰爆發時行政院屬下並無經濟部，至1938年1月裁撤實業部、建設委員會、全國經濟委員會等機構之後才合併設立經濟部（頁325）。另外，據最近公布的檔案及研究，「八一三」淞滬戰役是中國軍隊主動發起的。這是因為戰前國民政府已意識到中日之間遲早要發生戰爭，並已在上海附近的蘇嘉杭一帶修築了強固的軍事防線；而在上海發動戰爭，既可以爭取時間，阻止日軍沿平漢線向華中地區進犯，又因為上海是個國際大都會，各國在此都有大量投資，一旦開戰，勢必觸犯列強利益，希望藉此而引起國際干預。本書在提及此役時（頁366、387）基 本上還是沿用傳統說法，認為是日軍所採取的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
本書的寫作目的既是為了普及國民的歷史知識，又希望能為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共同接受，因此在觀點上盡量客觀，在寫法上力圖公允，在史料上力爭翔實。細讀之後，我以為作者已經初步達到了這一目標。
说完了《大江大海》，再来谈谈《建国大业》。
《建国大业》总导演韩三平向中国媒体介绍他在拍摄这部大片所持的立场时说：“既然这部电影是丰富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就所有历史人物或者说重要的历史人物都要有所表现，不能忌讳。我们在创作时有一个观点：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不能完全和他的道德品质画等号。政治态度没落的人，道德品质并非必然败坏；政治态度进步的人，道德品质也并非完美无缺。”
话说得不错，有理有节。片子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许多人看这部电影是去看明星，我看这部电影是想从中找出些许和以往所谓“主旋律”不同的地方——这么多年过去了，总得有些变化吧——还好，没失望。特别是片子的观点、视角、态度、细节、人性化等方面，应该说都对过去的同题材影片有所超越。
过往的印象中，无论是《开国大典》还是《大决战》，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的形象只能是令人仰之弥高的英雄，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气息”弥漫其中，而对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人物的处理手法，即使不像更早期的影视作品中的丑化和妖魔化，也是有祸国殃民、阴险狡诈的“固定脸谱”。
这部片子，我有幸看到了这样这样两场戏，一是在得知淮海战役全面胜利后，领导同志们喝酒庆功的场景——看到了唐国强演的毛泽东“衣衫不整，醉得嘴角挂着微笑歪倒在一边”，几大书记推杯换盏，一醉方休，纵情高歌。二是在周恩来获悉冯玉祥被烧死在船中时，大发雷霆的场景——，怒斥部下‘都是猪脑袋’”。
伟大领袖可以“衣衫不整”了，人民总理也能破口大骂了？是的，就在电影里——在以往的主旋律电影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即使是导演拍了，演员演了，最后也会被审查官员剪了。藉此一点，我们要承认进步。
张国立的蒋介石演得好，形似不够，但神似有加。他刻画出一个形象清晰的“蒋介石”——有心救国、无力回天的蒋委员长，令人看了不由联想起在楚汉相争中败北的末路英雄西楚霸王项羽。此外，影片还塑造了一个励精图治、年轻有为，在上海“打老虎”时雷厉风行的青年蒋经国，并且用了不少镜头来描写蒋介石、蒋经国之间的父子情深，是整部戏里唯一的一条感情线，非常感人。以如此的浓墨重彩，而且大致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方式来正面刻画“敌人”，我印象中似乎也是首次。
龙应台先生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用高度文学化的语言概括出的“温柔的力量”，其实就是主张摆脱“国家至上、集体至上、胜利至上的价值观”，建立一种立足于理性精神，具有现代精神面貌的“文明的价值”。
余以为，基本上摆脱了“成王败寇”观点的《建国大业》，已经初步具备了这样的现代价值观。
经济学家有什么用处？过去一年来，有很多人提出这个问题，从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到储蓄蒸发的小储户——还有本报社评专栏。如果说有人能够给出答案，那应该就是瑞典皇家科学院，该机构昨日颁发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它的决定没有让人失望。
获奖者——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本身有资格获奖。但在金融危机和人们对经济学产生的信心危机之后，他们的获奖也突显出，好的经济学发现能够提供伟大的洞见。
这两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课题都是经济治理：经济交易的结构如何取决于权力及合作制度。威廉姆森的工作源自于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公司？答案在于，在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与外部的市场交易相比，公司决策的正式权力也许能够更好地解决议价问题。从竞争政策到金融，这一发现为许多领域提供了启示。
奥斯特罗姆研究的是“公共资源”，如鱼类资源和地下水。著名的“公地悲剧”主张认为，除非进行私有化或由政府控制，否则此类资源将遭到过度开发。但奥斯特罗姆在研究中发现一些案例，表明私人用户可以联合行动，有效地管理公共资源。借助博弈论，她确立了设计规则时应当遵循的原则。比如，当惩罚是团体自身的责任，以及当用户民主地参与制定使用规则时，治理能发挥更好的效用。
两位学者都思索什么使市场失灵，又是什么使市场成功，他们还研究了可用于分配资源的非市场机构。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承认，经济学家对于市场的局限性，与他们对于市场的力量有着同样多的见解。它同时也是对讲究方式方法的多元主义的及时认可。奥斯特罗姆使用了大量的案例研究，而威廉姆森的理论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所委婉指出的，“仍属相对非正式”。该机构补充表示，问题“并不是(威廉姆森的理论)能否得到正式化，而是我们将在什么时候看到该理论的全面正式化版本”，这有点像在呼应一个笑话：经济学家看到某个事物在实践中管用，然后纳闷它在理论上是否也说得通。
这两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工作显示，经济理论能够帮助我们观察现实，并对其形成更深入的理解。这样的奖项当然应该颁发。
译者/和风
我关闭了电脑屏幕，想眼睛休息一下，让思想平静一下。散步在树木葱茏，桂花飘香的大院里，看着一栋栋恢弘的建筑，一排排崭新的轿车，一张张滋润的有些做作的笑脸——我意识到，显然，我是生活在六十年代后的时代里。此时此刻，战争离我远去，当十几二十年前，现在书里的那些幸存者在那些悲惨的、伤感的、痛苦的、后悔的、绝望的记忆中，慢慢老去甚至死去的时光里，我可能正在阅读课本上黄继光、董存瑞的英勇事迹，正在总结《飞夺泸定桥》的中心思想，或是正在背诵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诗句……
历史竟是如此残酷，真实竟是如此困难。
1949，那些学生们向我走来……
内战烽火一起，先是陷入双方拉锯战战场中的东北学生往平津跑，然后是战火中的中原，苏北的学生往南走，以至南方大城市流亡学生随处可见。陷入战争泥潭中的政府只好援引抗战时期做法，将被战火追得四散的学生们成立联中安置于几个战火还没烧到的南方小城。可惜，大部分学校刚刚响起朗朗书声，中央政府却是大厦将倾。这些学校被下令解散。可怜那些少年们，离开家乡，本想逃过战火，逃过战后清算，为家族作香火的传递，却遭此被抛弃的命运。他们中的大部分，或原地解散，各谋生路，辗转回乡；有不甘心被解押回去的，只好自己另辟蹊径。谁稍稍有能力带他们跑他们就跟谁跑。他们中竟然有山东联中的五六千人，豫衡联中的300多人，成功越过海峡到达台湾。
这是一张奇异的流亡图。豫衡联中的学子从河南流亡千里，辗转到达湖南时尚有上万人，但在随后的军事逆转中，在随军队不断的战败逃亡中，他们中仅有300人从广西苗瑶地区经历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战斗后奔逃入越南境内。但他们成功保持的学校建制，在海外仍然使中华文化之弦歌不辍。让我们记住他们，为他们艰辛而顽强求生存的毅力：河南豫衡联中的学子们。他们从河南南阳流亡到湖南零陵；再流亡到广西，随败兵流落到越南三四年，终于被辗转接到台湾。在途中，他们失散掉，埋葬掉多少兄弟姊妹。但他们在宝岛真的衍生出希望来，以他们的知识成为社会的栋梁和中华传统文化继续传承的星星之火。我们还要记住山东联合中学的学生和他们的师长们。他们的师长为了几千学生的受教权在1949年的台湾外岛澎湖，和要强行收编他们的部队抗争，以7位师长生命作了代价，让青年学生受教权利的呼声和维护战争中极其脆弱极易被践踏的人性尊严的呼声，传过汹涌海峡，去呼救去呼求！
龙应台认为这些失败者能在台湾创造这样崭新的历史是因为他们没有胜利者的骄气。在抛妻别子，家破人亡的痛苦中；在东突西撞，被追杀的逃亡中；在绝望中奋起一搏，再杀身成仁的悲壮中，他们作为弱者的伤痛更能让其反思中国几千年来不断陷入的暴力革命循环套，去接受一套温和的人文主义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要求那些自以为是的胜利者，在你自认为“真理”在手、“正义”在握之时，你是否也要有谦卑，你也要有悲悯，你也要有对弱者和对手的同情与包容。
我以为然。
眼睛酸涩的睁不开——时不时还流泪——是酸涩的泪还是哀痛的泪，自己也说不清。
朋友发来了龙应台先生《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电子稿，打开一看，惨不忍睹，没有像样的编排不说，文字中标点和表述的错漏不在少数，实在没法读下去——其实，原本我也没打算读，因为我向来讨厌所谓的网络阅读，看书就是看书，没有一本实实在在的书，总觉得读来心中不踏实。
但是这次我还是读下来了，虽然知道这本书已是先前的事，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法得到。没有书，我只能退而求其次了。十五万字的东西硬生生的在电脑屏幕上读了一天半，很慢的速度了——不用讶异，除了阅读，我对整本书的电子档进行了重新编排，现在，需要的朋友可以从我这里得到好东西了。
1949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要被大笔书写的年代。中国共产党军事革命的胜利，政权更迭，以及在全国随著军事进展而迅速进行的整肃和改造，将胜利者和失败者一时间划得泾渭分明。几百万政府工作人员，几百万军人，几千万和政府有著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员，在惴惴不安中或者仓皇辞庙，或者惶恐地等待接收，清算和改造。当胜利者锣鼓喧天，有谁去听失败的哀歌。在六十一甲子的2009年，重视历史的中国人有摆出隆重庆典的；也有象龙应台这样的知识分子，将悲悯目光投注在那些失败者身上，要将他们深藏的思绪和心灵声音展写在历史的书卷上。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以女孩“美君”在兵荒马乱中离开淳安家乡为起头，而“美君”原型就是龙应台的母亲；“龙应台”代表离乱中第一代出生在台湾的孩子。龙应台说，在写作一开始，她关注的是1949年前后流离来台的那200万人，但后来她发现自己对这块土地上原来已经存在的600万人所知更少，他们甚至比外省老兵更弱势无声，因此这本书的后半段转向了那些老人的故事。写作过程中，龙应台为搜集史料跑遍了三大洋五大洲，将那个时代生死契约式的流离经历写成这部书。
龙应台先生从大历史的角度，从普通百姓的角度，从将军的角度，从政治家的角度，记叙一段你没听说过的历史：战争的暴力、战场的血腥和流亡者的艰辛。她的笔墨不仅仅落在失败者身上，她还写到胜利者：1937年的胜利者，1945年的胜利者，还有1949年的胜利者。可是她笔下胜利者个个不缺骄狂的神态。龙应台因此誓言颠覆胜利和失败的价值观，不以“成者王，败者寇”论兴亡。她呼吁爱与宽容，慈悲的人道主义价值观，让中国人重拾从秦汉以降，消失殆尽的“中庸”“仁政”“废苛政”“君轻民重”的价值观，去融入现代的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让对人的尊严和对生命的尊重，关怀，高于以理想为名，以国家为名的贱踏，以此来体现对民生真正的关切！
这本书为我们拨开战争的硝烟，让我们停止为欢庆胜利而激动，随她去看战火后满地的尸体和将军巡视战场的眼泪；她写那些以“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之名带到战场的人，写他们“冻馁于荒野，暴尸于沟壑”。战争中的胜利者和失败者，在她的笔下，被她痛心为“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
在六十年过后的今天，当历史已经变成考卷上的一道道填空题，当战争电影中的流血画面都变得那么唯美，当那些经历过战争残酷的老人们一个接一个的离去，我们是否都已经漠视了战争中的生死离别、血肉模糊、民不聊生、妻离子散呢？又或者，这些词语，已经仅仅成为了词语本身，而我们已经不再了解它们的具体含义了呢？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将我们已经忘记或者即将忘记的东西，记录了下来。然后你打开书页，龙应台就把你推到了那个时代。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不仅仅是我们父辈的、祖父辈的历史，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历史。也许，还是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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